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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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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魇，也可称之为“鬼打墙”。世上许多聪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还和那堵“墙”的出现有关，那堵“墙”就是智能。智能使他们产生一种依靠感和隐蔽感，像一个瞎子摸着一道墙根朝前走，不见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为甚。
那么，在这处处讲究智能的世界里，该如何来识别和对待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呢？
我想，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有可能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应该发现这样的人，并且尽量将他们安置在高人手下，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避免让他们独自在空旷寂静的地方，作出关及他人命运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他们好。
72、文化敏感带
我已就绑匪的一张纸条，写了两篇文章。刚刚搁笔，又产生了一个联想，再续一篇。但要说的话，与绑匪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们已经分析过，那张纸条上寥寥十九个字，足可证明绑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文化水平很高”这样的评语加给一个绑匪，相信会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悦。他们会说：“这算什么文化水平？至多是技术性的文化细节罢了。文化的力量，在于整体组合，在于价值选择，在于人文方向！”
朋友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恕我直言，他们这是面对一个凶恶的绑匪，力图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才被激发起来的。在平日，他们大多也会把技术性的文化细节和整体性的文化定位混为一谈。
这便是这篇文章的话题。我至今说不明白为什么技术性的文化细节会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如此优越的地位，并成为一个“文化敏感带”。大概是历代统治者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个文化人都变成呆子和傻子吧，因为只有把大脑消耗在疯狂的记忆过程和重复的匠艺操作中，才会从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创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统治者们实施这一阴谋的可靠证据。
照理，这一切早就应该过去了。不要说现今已经到了电脑时代，即便再早几十年，出版事业已经畅达，工具书随手可得，中国文化人早就该转换自己的敏感系统，去想一点真正有意思的大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想借用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实例程度最轻，基本上属于正常范畴，但也已经让人有点消受不住。有一年，我们聘请几个退休教授，对目前正在开课的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评分。没想到几轮下来，评分结果和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调查。通过调查终于明白，原来有两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师讲课时对某些词语读音的标准与否，当作了评分的主要标准。评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全是一个个发音的正误对比。然而问题是，发音很标准的几位青年教师，讲课质量之差，几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讲的边缘，这次却得了高分；相反，几位公认的优秀青年教师，由于普通话不太标准，评分极惨。
“身为教师，发音的标准至关重要！”这是退休教授的意见，好像并不错，但事实上已造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颠倒。
这是一件小事，但这种以技术性细节颠倒整体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个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种违背人类良知的文化观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对，而如果用错了一个典故，则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后者，因此只对后者敏感。
第二个实例特殊一点，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戏曲作者，认为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坏了，要在报刊上予以揭露，构成了一个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试举一例：戏曲作者原来写的一句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听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戏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样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一遇到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就会变得如此夸张和作态？好像在这些琐屑不堪的问题上埋藏着一个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荣，因此非如此高声表白不可。平仄问题，即使在诗词写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个大诗人都会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况，现在戏曲剧场连最起码的观众数字都维持不了，怎么会有观众因一两个字的平仄问题而怒视作者？而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但是，这种荒诞之极的想象居然可以当作真事公开发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事件哄闹起来。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这一部位已经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离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控制。
第三个实例比较有名，却与以上情景一脉相承。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在睡梦中吟得一首诗，然而很快有人指出，这首诗是古人吟过的，于是一时成为文坛笑话，嬉笑怒骂，播扬广远。
我想为这位作家辩护几句。这位作家显然不想故意剽窃，因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剽窃一首随手可以查到的古诗。他的差错出在记忆的模糊上：诗句入梦，但这首诗是书中读来的还是自己吟出来的，有点闹不清了。这种情况在创造性族群的记忆机制中经常发生，不足为奇，何况这位作家并不以古典诗词为研究专业。他写混了，别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顺便调侃几句也无妨，无论如何是小事一桩。谁料想，在很多人眼中，这件事其大无比，其臭无比，简直可以抵消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创造。这过分了。
对此我可以提供一个参照例证。一位剧作家，从小熟读中外名剧，能成段成段地背诵，长大后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构思着一个又一个戏剧片断，有一次他把新写的一场戏给我们传阅，我们立即发现其中一段酷似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某剧，一经指出，他惊诧不已，然后大声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脑子里那些台词的来源了！”我们深知他的为人，当然相信他，何况他特地让我们这些非常熟悉西方戏剧史的朋友传阅，绝无剽窃嫌疑。大段的剧本尚且如此，其它细节当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对记忆问题多说几句。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现在连中小学教师都已经警觉起来，正在尽力扭转，可惜我们不少文化人还在本末倒置。其实，即便是记忆性的文化族群，他们真正能记住的文史细节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曾在文史中沉潜多年的人，据我的经验，即便平时认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笔下也会发现夹杂着不少记忆上的差错，还得从工具书上逐字校核，因此，说是记忆，其实与直接记忆的关系也不大，只是记得翻哪部工具书罢了。而在这方面，据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当属报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辈职业校对员，但总不能说，这些职业校对员有资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对者了。
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名人的认错态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规教育。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73、天涯故事
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校旱，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派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开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眼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校旱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采。猎手被这种光采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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