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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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赫尔曼沃克，这个曾经写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的美国作家相信不少人还记得他的大名，在中国也有不少与我一样的粉丝。他在那两部宏篇巨作里面“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这部洋洋七大本的大作按照中文版的《出版说明》解释，就是“故事叙述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而这位前美国驱逐舰军官能够将各种人物、各个阶层、各个事件、各个时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收放自如、天衣无缝，就叫人佩服了。于是，各位看官就会在峡州三部曲之二的《天官牌坊》里面找到许多极力效仿的痕迹。有一点要说明一下，人家可以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逐一道来，我们却不能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讳，不过看看校长的一些表现，以及那个喜欢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子也许可以让大家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我也喜欢亚历山大仲马，也就是世人津津乐道的大仲马。但凡读书之人不可能没有读过他的书，据说著作颇丰，我家的书柜里就藏有满满的两排他的厚厚的长篇小说。不过这位法国作家最为著名的就是《三个火枪手》（又译为《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又译为《基督山恩仇记》）。从很早我就有一个梦想，如果有可能，我也一定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一定要塑造出一个顶天立地、快意恩仇、历经磨难、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这也就是我在峡州三部曲之三的《直插云帆》的王大年身上寄托的期待。一年以来写写停停，目前大概写了一小部分，我就发现王家老五王大年似乎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威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反而有些害羞、有些胆小、有些需要高人指点、朋友帮忙，否则的话不过就是一个喜欢坏坏的发笑、喜欢心血来潮、喜欢别出心裁、喜欢吓人一跳的大男人，但一点是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

不得不承认我对长篇小说的情节和章节的把握都很欠火候，于是就有网友在****提醒我：网络小说就是快餐文学，玩意识流是行不通的。虚心接受，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将《门板挡不住》改成了《红杏枝头》，有读者又在**文学上对我先吹捧了一番，再就抱怨自己看得太累，建议重排。我就傻了眼，因为《红杏枝头》的连载已接近尾声，就是重排也来不及了，可是人家说的也有道理，犹豫了良久，还是没有抵挡住精益求精的诱惑，就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冒着多年未见的酷暑，花了些时间和精力，将峡州三部曲之一的《红杏枝头》和之二的《天官牌坊》进行了重新排版，有些仓促，不能说心满意足，至少是虚心接受读者的意见吧。

《天官牌坊》倒是无所谓，稍作调整就走上正轨了，可是因为《红杏枝头》的连载已经接近结束，花大气力进行全部重排就有些劳民伤财，也近乎不可能，就只好让其木已成舟了。就把重排版放在三部合一的《峡州三部曲》里面发表了，请各位原谅我的懒惰。如今，《天官牌坊》正在连载，欢迎大家去看看，多提宝贵意见，加上还有《直插云帆》正在加紧撰写，就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重排版的更新也就有些无能为力了，希望大家去看峡州三部曲之二的《天官牌坊》，去看重排版的《峡州三部曲》，一定会有新的感觉。记得给我留言，宜昌石头这厢有礼了。

因为广大读者的要求，所以有了峡州三部曲之一《红杏枝头》和峡州三部曲之二《天官牌坊》的重排版。这就是唠唠叨叨多说的几句话。谢谢！（2009…9…4）

灯下漫笔　一个早已解开的历史疑团

关于毛泽东在1976年元月为何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隔这么多年，依然被历史学家、有关学者猜测和争论不休。按照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说法，她曾经就有关问题询问过毛泽东，他当时指着自己的腿回答：腿不听话（不是原文），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这仅仅是一个托词而已。而按照毛泽东最后一个护士的回忆，汪东兴曾经告诉她，鉴于主席的身体原因，中央决定在追悼会那一天不通知毛泽东。有这个可能，但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当时毛泽东的亲侄子毛远新是他和中央的联络员，从不少如今解密的谈话记录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毛远新无话不谈，而且十分信任，总理的追悼会这么大的事情不通知最高领袖，实在是说不过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他的“大管家”（毛泽东语）的告别仪式呢？为什么不去和与他并肩工作和战斗过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告别呢？为什么在那一年的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还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放鞭呢？为什么后来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呢？其实，想解开这个历史疑团并不难，只要翻翻历史就明白了。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过：“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其中一个就是长达5万多字的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而有两个文件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当时在延安、在中共高层曾经就此对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斗争。胡乔木回忆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打算印发到中央委员，但最后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这其中一定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

在这以前，还是得插说另一件时间已经更久远、现在才得到解密的往事，与当时的周恩来也许没有关系，但对于解开这个后来所发生的历史疑团却很有启发和说明、或者说是借鉴。当然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对一些事情后来的发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伏笔和备注。

1958年2月，苏联提出和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建设费用中间苏联出大头，建成后中苏两国共管；7月21日又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共同抵御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7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时候坚决予以否定，指出这两点有关于中国的主权，指出所谓的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对尤金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核潜艇你们苏联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过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据尤金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如此大发火，也是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的脾气，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政治问题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和针锋相对的。

于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1973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很平常的一次访问。不过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指出苏联的主要核设施都将打击的目标瞄准的是中国，提议中国加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御体系，也就是“核保护伞”的范畴之内，周恩来当即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周恩来，将会谈纪要念给他听，周恩来回答得很干脆：“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下可把两个女人吓坏了，尤其是从张玉凤那里得知周恩来这两天不仅没去见毛泽东，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通电话，更没有和中央政治局打招呼，居然敢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同意加入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就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赶紧去见了毛泽东。

一向强调独立自主、清高孤傲、我行我素、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拥有发言权、坚决反对将中国纳入别人的势力范围的毛泽东当时的雷霆震怒可想而知，据说还骂了不少的粗话。当天就将周恩来叫去好好地训斥了一顿，还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于是在当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指出“这是右倾投降主义。”还就此与周恩来发生了争执。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前几天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于是，从1973年11月21日开始，政治局在钓鱼台17号楼连续开会，没过几天，毛泽东又要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带话过来：“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因此，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会议地点也改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赶来了，参加对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的批判。而周恩来“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其他的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副批斗的架势。”周恩来因为手颤抖，想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却遭到呵斥，连秘书也不准帮忙。据当时跟着周恩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回忆，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遭到逮捕的准备。

一直到当年的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南德拉的时候也见到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也整了我。”可是毛泽东依然没有原谅周恩来的这个原则、路线上的巨大错误，在12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工作：“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直到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之后问周恩来近来如何，还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至此，那一场因为“核保护伞”而引发的一系列批周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这下就一切都明白了。

于是乎，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还在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称“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4月5日在讲话中也声称：“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18日，邓小平借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际向毛泽东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注意！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表示同意。4月23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于是乎，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就江青在197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批林批孔中搞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出了后来被传得家喻户晓的那句“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批评江青不和大家搞好团结，他接着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几句话开会的双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毛泽东不过就是想在两派其中平衡一下罢了。可惜，别人可没有他老人家这样好的修养和耐心，在一代伟人乘鹤西去不到一个月就用非常规手段解决了一切问题，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不过，我好像对大家讲明了那个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历史疑团，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2009/11/2）

灯下漫笔　贪官趣闻考（二）

单定方，江苏省一个小县级市的副市长，官不大，也没有什么名气，只是爱好古玩，就利用职务之便收了人家贿赂的一些古玩，其中有一个房产商逐渐发现副市长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其实不懂古玩，就买了一大堆赝品送给他，副市长就有了从此赚大钱的想法。不料有个鉴定专家说出了真相，副市长自然就会对那个房地产商采取报复，也就想将那些赝品出手，就经常去古玩市场转转。偶尔结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古玩老板，谈笑甚欢，也就相见恨晚了，就接受了那个老板的建议，在南京开了一家商店，专门出售自己的一些古玩和那些赝品。谁知一日商店被盗贼洗劫一空，台湾老板自感责任重大、引咎辞职，也谁知警方在侦破此案的时候，听说商店的真正主人是位副市长，吃惊不小，就抓紧时间，一举破了这起案件。结果叫人大跌眼镜，那个台湾老板就是那个送给副市长一大堆赝品的房产老板的托，两个密谋将副市长价值一千七百万的古玩私分，再雇用盗贼假装被盗，不想那帮盗贼也是贪得无厌，随便将临近的三间古玩店也洗劫了，才导致事情真相大白。是不是有些拍案惊奇的感觉？（2009…9…12）

文强，重庆市司法局长，因为2000年一举擒获了中国第一悍匪张君而出名，成为公安局副局长前后就已经是当地黑势力的赫赫有名的保护伞。他有一栋位于国家森林公园的别墅，占地二十亩，价值三千万，却没花一分钱。土地是当地领导送的，别墅是建筑商免费建的，而这仅仅只是他的八处房产之一。而仅仅在一处搜出来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金条就有3800万，他老婆后来领着专案组的人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鱼塘里2000万，据说文强的总资产接近九位数。更重要的是重庆警方有20多名处以上官员一并被掀翻在地，垫江县公安局长更是直接被从会场上带走，最可惜的是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之一、全国劳模、全国唯一的女经侦总队长陈光明也被牵涉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些黑帮头子落网后的两个小时，还有不少的警务人员发来短信提示逃跑，可见盘根错节、关系复杂。

徐圆元，内蒙古赤峰市长。赤峰是一个贫困地区，12个旗县区中间就有9个是贫困区，而他居然能在六年的时间里疯狂敛财三千二百万，年均四十四万，日均受贿一万五，真可谓穷凶极恶！这个市长有三个与众不同之处，其一，在因为受贿价值三百八十万的别墅一事受到了组织调查期间，居然成了他受贿的最高峰，一年进账一千多万；二是那句名言：“谁送了钱我记不住，谁没送钱我能记住。”叫人哭笑不得；三是信佛，不仅在家里设立佛堂，就是进了监狱，每日也手捧佛经念朗，甚至把贪污受贿的赃款转移到云南的寺院里，还把密码箱的钥匙放在佛像的耳朵里，是不是令人称奇？

许宗衡，深圳市长。1993年辞去湖南衡阳组织部部长（副厅级）的职务南下深圳屈就组织部干部培训处处长（局级），因为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周转腾挪的窍门和奥秘，就在海天出版社大肆出卖书号，和人一起出版“三个代表”的挂册，大赚了一把，仅他的分成就有好几百万。他就是用这笔钱打通的升迁之路：2000年1月，从党校副校长升任组织部副部长，5个月以后，升为部长，速度之快令人吃惊，2003年升任副市长，从党务转为政府系统，颇为引人关注；2005年上任市长直到落马。2003年，许宗衡就曾经因为贪污受贿受到过广东省委的调查，仅一项就达3000万之多，最后神奇不了了之至今仍是个谜，而现在的人都知道深圳的人事调动和安排得经过他的点头，卖官的价码是：区长不少于1000万、大集团正职不少于800万，局级也要在500到600万之间；他和不少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