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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烛话-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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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些数据被人家掌握得清清楚楚，那才是国家机密，为什么总是不了了之？（2009/7/18）
短笛横吹 陈丹青眼里的价值观
请原谅，这里所说的价值观，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之为核心价值观。而且这个核心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还会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上个世纪初年，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于是就有了辛亥革命；到了抗战时期，就变成了“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八年浴血奋战，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回去。到了新中国建立，经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的**燃烧的信念和信仰之后，在一代伟人转身而去之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就轰然倒塌了，于是就出现了陈丹青下面的一番感慨：“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是和谐社会，现在新的意识形态的**、新的核心价值观的追求都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陈丹青在自己的这篇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和重视的问题，经济的复兴不一定就是文化复兴、科技复兴、军事复兴、国家复兴。他着重指出，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十足的乱世，可是教育很好；抗战的时候国破家亡，可是万众一心；解放后，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可是军队打败了美国和印度，对苏联老大哥也敢说不，后来三年自然灾害，连肚子也吃不饱，可使全国人民勒紧腰带，硬是造出了两弹一星，就是在现在被说得一片黑暗的文革期间，也同样有一大批达到和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不断问世，这也是现在的一些科技人员无言以对的事实。现在，有什么能够拿出来炫耀的？就是有了一个大飞机项目，却只有30％的国产化率，是不是叫人笑掉大牙了呢？
陈丹青是一个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他坦言现在从国外回来，感觉到核心价值观已经变得很清晰了，就是做官，以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现在就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这很尖锐，也是一针见血，和他在发言里所说的那样，他的一些同学，如今最高的已经做到部级，最小的也是处级，而且还做得像模像样的，只是对外的身份还是艺术家，为什么？不言自明。陈丹青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泛滥成灾，就有些迷惑不解，为什么这样的怪现象会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按照他的认为，以前的革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旦消失，而由此而产生的动力和核心价值观就荡然无存，也就会产生那种他说感叹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新的核心价值观的追求都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2009…8…6）
短笛横吹 瞿优远的坠落
瞿优远，这个《体坛周报》的领军人物，当年为了及时了解国际体育资讯，身为副总编，栖身于国家体委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干过报纸的所有工作：采访、写稿、摄影、编辑、排版、运送铅字、发行，甚至上街叫卖，报业的人没有不佩服的；事必躬亲、通宵达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是平常事，将一个发行量只有五千份的地方报纸带到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最高巅峰，叫人好生敬佩。
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当年毅然决然的花百万巨资将那个能够和当时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零距离》接触的记者李响从《足球》挖过来。2001年中国足球队出现的第二天，《体坛周报》创造五百万的发行量至今也是个神话。虽然瞿老大坠落了，可是他曾经带给全国球迷那么多的快乐还记忆犹新。（2009…8…9）
短笛横吹 0。7％和91％
中国百分之零点七的人掌控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这在现在已经不算做什么新闻和秘密，大家对此就有些麻木了，可是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研究室得出的那个截止到二零零六年底，全国的亿万富翁中间，高干子女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的数据还是让大家吓了一跳，于是就有不少的人出来反驳这是断章取义，或者说是胡说八道，可是大家还是知道那是真实的，也就对一些事情恍然大悟了。
前一个数字说明了这个社会由从前的大锅饭改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经倾斜到什么程度，也就对邓大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了一个形象的概念，也就对改革开放有了一个极好的注解。后一个数字其实想一想也很正常，因为这个社会不正常的现象太多了。想一想群众呼声最高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就明白了，想一想那些贪官污吏为什么如今简直肆无忌惮、穷凶极恶，法律对各级官员网开一面也就知道为什么了。记得总设计师当年在南巡讲话中除了发表“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忧心忡忡地说过：以后的工作问题会更多、社会矛盾会更难解决，可惜没有人会传达，就是现在也不会有人听的。（2009…8…9）
短笛横吹 花谁的钱给谁办事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这是那个因为实话实说而在我国遭到一些御用学者和经济学强烈抨击的弗里德曼说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讲的这番话原本不是针对中国的，不过就是对人性本能和体制弱点的至理名言，却被一些人视之为毒蛇猛兽，大有群起而攻之的感觉。
看看事实就清楚了：一个七十二人的广州公积金管理中心每年管理费2000万，人均27万，而去年全国公积金的业务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8％以上，增值收益只有可怜的1。4％，远低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和国债利息，不是咄咄怪事吗？试问一下，那些飞涨的业务支出又被用作什么去了？而2007年的交强险赔付款只有四十四个亿，可经营成本高达一百四十一个亿，光是职工工资就花去了二十九个亿，经营成本比赔付款还要高，岂不成了世界笑话？
前不久，在一片指责和质疑声中，民政部不得不出来承认，四川大地震百分之八十的捐款都已经划拨到各级政府的财政上进行统筹安排。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全球独此一例，竟然将老百姓的捐款视为儿戏，交给那些官僚任意挥霍，也就是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当然一点也不心痛。怪不得花钱如流水呢，怪不得重灾区现在成了聚宝盆、摇钱树呢，怪不得现在那里钞票大大的呢，这就是人家所说的“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最不负责”的例证，尤其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更是如此。（2009…8…26）
短笛横吹 警察妈妈的平凡
一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抗震救灾的英雄人物还记得几个？除了这位在灾民安置点给九名受灾婴儿喂奶的警察妈妈，就是那个给解放军行少先队礼的少年、那帮从唐山赶来当自愿者的河北汉子、那个千里迢迢带着机械赶来救援的个体老板、那个慷慨解囊一个亿的钢厂老板……余下的就全都模糊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违抗命令军法从事，自然不足为奇，那些灾区的干部也是职责所在，危难时刻不要他们出面，要他们干什么？至于那个在北京奥运会上护旗的灾区少年，抢救同学的英勇事迹早就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而那个骑着摩托车背着死去的妻子回家的男人被揭发是因为他生前虐待妻子，人家娘家人强迫他所为，林林总总，也就越发表现出警察妈妈的难能可贵了。
蒋晓娟被破格提升的消息曾经在网上引起过不小的争议，不得不承认江油市公安局此举有作秀的嫌疑，当然让全国的媒体借此宣传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对于那些关于用领导职位当奖励的说法不屑一顾，这早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了。当年李瑞环不就是在修建人民大会堂立了功，后来一步步的走向全国政协主席的位置吗？当年孙玉国珍宝岛一战出名，不是就官运亨通吗？还有徐寅生、袁伟民、等等、等等不是举不胜举吗？为什么对人家一个警察妈妈指手画脚的？不觉得脸红吗？再说灾区的每一个干部后来不都给予了加官晋级的奖励，皆大欢喜吗？人家在公安局当副政委不过就是负责工青妇的工作，无关轻重、不伤大雅，何乐而不为？倒是很喜欢梁晓娟自己说的好：“只不过出于初为人母的本能，做一个普通的、每一个母亲都会做的事。”我也喜欢那些仗义直言的网友的质问：“有本事你也做做试试？！”人家不过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女警察，和每一个女人一样，一大早先送孩子再上班，下班以后先接孩子再做饭，等丈夫回家一起吃饭，还得洗衣服带孩子，一个极普通的母亲。（2009…9…3）
短笛横吹 从全球华语广播网听到的
中国之声9月1日的全球华语广播网有两则新闻，日本民主党战胜自民党上台，中国帮印尼发射的卫星没有进入预定轨道。一个雄心勃勃的鸠山想重建东亚共荣圈，不便评论，一个是我国的航天故障，说不得的。
倒是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呈蔓延之势，州长施莱辛格呼吁民众尽快转移，于是主持人与美国中文台的记者进行了连线，关切的询问损失情况，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很婉转的回顾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森林大火给加州带来的重大损失。听了以后不禁笑了起来，主持人还以为是在大陆呢，灾难刚刚发生，地方政府就能准确地提供受灾的人数、受灾的面积、损失金额和所有的细节，就拿最近的一次台风为例，台风刚刚登陆，有关的数字就源源不断的报来了，真有些怀疑当地的干部已经写好了情况汇报就等待着似的。
还有一则是关于今天是中小学的开学之日，因为甲型流感呈扩大之势，内地就有一些学校被迫临时关闭，推迟开学时间，主持人就连线同样被甲型流感困扰的香港的记者。出乎意外的是香港所有的学校都如期开学上课，没有大惊小怪。人家的回答令人信服，学生暑假里虽然没有上学，可是同样会出外走亲访友、同样出入网吧、同样去公共场所、也同样德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出路，学校不过只是其中一个地方，既然如此，只要做好预防和隔离就行了。是不是有些耳目一新的感觉？（2009…9…6）
短笛横吹 视察与接待
从中央到地方，视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体察民情和考量政绩都是常有的事情，多的举不胜举，一个县长诉苦说，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为此贫于奔命。因为事关重大，就产生了不少政府的接待高手，办公室主任就是这其中的顶尖高手。
首先是打探好领导下来的准确时间，当然一般都会将行程事先告诉给下级，就是想暗访，也会有方方面面的人为之通风报信。于是就是精心设计视察路线。这是接待工作成败的关键，想让领导看些什么、想回避一些什么、想表达一些什么意图、想达到一些什么效果全在里面了。得准备三条线路，同时至少有十个点进入临战状态，像温总理那种乱撞就问出了农民工欠费的事情当然不允许再发生。然后就是装饰门面。修路、修房、打扫卫生，沿途进行摸点排查，进行亲自布置。据说为了迎接领导考察山羊养殖，把所有的山羊集中起来仍嫌不够，就让干部披上白布混进羊群凑数。向领导汇报也很重要，最要紧的就是投其所好，想听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只要让领导满意就行。统计数字无所谓，胡说八道是常规，反正关键的是报喜不报忧。
领导还会深入社区、群众家里谈谈、问问，这就需要很有素质的接待专业户。因为受洪灾的影响，安徽的郑继超在自己新建的房里两个月的时间接待了七批领导探望，每次都按照标准答案圆满的完成了接待任务，自然获得了好评。但更多的却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乾坤大挪位。可以让宾馆的服务员充当农民的新娘子，而街坊邻居、乡里乡亲干脆就让政府的机关干部直接替代，据说有一次中央领导视察某个小区，连小区的保安、超市的营业员、遛弯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都统统换了个精光，也叫完全彻底了。于是就出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局面，就和有人说的那样，当领导动身的那一刻起，他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呢！
当然领导心里也有数，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上行下效，也就见怪不怪了，唯独没有提到的就是当地的实际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2009…9…8）
短笛横吹 季羡林和任继愈
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站在位于台湾的胡适的墓前就有了一些回忆和感慨，就和那位长他二十岁、早已谢世的一代文化大师有了心灵上的沟通，文章写得生动自然，娓娓道来，没有什么空话和套话，也就值得一读了。
有人评论说，如果季羡林六十岁去世，充其量就是一个学者、教授罢了，可是人家“老来聊发少年狂”，每天坚持笔耕不止，而且淡泊名利，这些年下来居然有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还有了各种林林总总的选集，也就有了一些知名度，自然不同凡响。季羡林原本是研究梵文的，就是写了一部八十万字的《糖史》也不为人知，他自己坦言：“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条缝。”才有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再看那位主编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的任继愈，因为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而在历次运动中稳坐钓鱼船，没有受到冲击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经“老夫聊作少年狂”。提出了“儒教是教”的判断，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片哗然，后又指出：《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则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言下之意谁都明白，这位图书馆的馆长是大彻大悟了。后来，任继愈又断言：“我们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差一个阶段。”听起来很熟悉，原来又变成了当时那股思潮的吹鼓手，可是习惯多变，就有些遭人在背后笑话，以至于身后几乎没有人去采访他的弟子、学生和家人。就我而言，我倒喜欢那个天道酬勤的季羡林，人家至少不胡说八道。（2009…9…11）
短笛横吹 王帅的悲哀
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揭露家乡地方政府违规占地建设工业园区，也因为灵宝政府草木皆兵，派警察千里迢迢的将那个王帅从上海缉拿归案，又因为网络的作用和各级媒体的推波助澜，那个叫王帅的小伙子就成了名人，甚至被请进了《新闻会客厅》好好的风光了一把。
可是正当全国的网民为王帅拍手叫好的时候，王帅的父母和家人却在家乡陷入了村民的沉默、敌意、甚至是仇视的氛围之中，王帅在当地的论坛里也被骂的狗血淋头。原因在于农民将地给平了、果树给砍了，也领了占地的补助，可是突然间工业园区不搞了，一切都得从头再来，种地的种地、栽果树的栽果树，就成了总书记所说的那种折腾。工业园区建不成、三门峡到灵宝的公路改造也停工了，官员们谁不怕枪打出头鸟，首先得保证政治上不犯错误，做几年太平官拉倒，地区的发展和百姓的民生当然都得服从大局，没人能反对这样稳妥的说法和做法。
可是有些干部却为此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违规占地，有一部分也是经过了批准和同意的，还有些官员私下里说得更好：总理所说的力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指的全国，而现在全国到处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偏偏处理灵宝？更况且现在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不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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