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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烛话-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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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天命五十 19．密友逢贵
在学院街与忠恕街（据说现在已经改称叫中书街了，就有些哭笑不得，这才是不伦不类呢）的T字形路口的上方，有一栋低矮的两层建筑，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楼房已经陈旧，甚至有些破烂，那是这个家的老大，老二合伙修建的，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建筑工人，就有些驾轻就熟，用一些半头砖和小瓦盖起了这座两层楼。我当时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逢贵是这个家的四兄弟的老幺，也就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不少难忘的岁月。如今房屋早已易手，虽然还没折除，但已经时过境迁了，只是我路过时，还会再望它一眼。
其中有好几年时间，我们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可以同穿一条裤子的最要好的朋友。他其实是我弟弟的同学，却不知为什么和我打得火热。有一段时间，我们结伴到处玩耍，反正哪里热闹哪里就有我们；到处找电影看，当时的纪录片，戏曲片，故事片一部不拉：现在的图书馆的所在曾经是汉剧院所在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里就演出过无数的剧种，我特别喜欢歌剧，歌剧《江姐》能从头唱到尾，歌剧《刘三姐》熟的都能唱出每一首旋律，至于样板戏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到处找人吹牛聊天，国内国际，小道消息，宜昌新闻，文化艺术，还有包罗万象；到处下馆子吃吃喝喝，虽然钱不多，但那时的价钱并不高，每间餐馆都能吃的心满意足。
说来也好笑，如今就是使劲地回忆当年，我与逢贵的交往很少有值得留恋的记忆，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也就是说，缺少印象深刻的闪光点。不过在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两人的确亲如兄弟，就在他家那间低矮的阁楼上，我们同枕共眠，度过多少春夏秋冬；在当时最繁华的中心城区，我们并肩而行，演绎过多少酸甜苦辣。直到逢贵下乡未能分配回城，分到远在远安的殷盐矿务局，来往才慢慢疏远了。
他还是很有公关才能的，几经努力，终于还是回到了城里，在党校搞后勤，后来就是管后勤。那时我已在输机公司上班，他曾到公司玩过好几次，我还在东门外的一家熟识的小酒馆设宴款待过他们夫妻俩，结果闻讯来了一大桌陪客，当然都是我们厂当时的头面人物。不过，我发现，除了还是那么健谈，那么温情脉脉，那么体贴入微以外，我已经快要认不得他了。
天命五十 20．吉迪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炎热夏天的假日，弟弟应邀到武汉二姨妈家和当时在江西宜春小姨妈家去做客，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当然不能成行，该怎么办就成了一道难题，这时，弟弟的同班同学吉迪勇敢的，有些出人意料地站出来，笑了笑，把我接到了他家，度过了那段日子，也就解开了那道难题。
吉迪是一个外表憨厚的男孩子，厚厚的嘴唇，看人有些习惯性的先从下面开始，眼睛里带着一丝忧郁的神情，也有些沉默寡言。他家就住在肖家巷离那座清真寺不远的一栋长长的土坯平房里，房顶不高，刷着石灰，阴暗的走道中始终有股霉味，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理所当然的在家里单独占据着一间房，是第二间，不超过十平米，很简陋的一扇门，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
就在那间低矮的土屋里，我差不多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那时的夏夜是炎热的，漫长的，赤膊，短裤，叼着一支烟，任凭电扇在嗡嗡作响，听收音机，看书，聊天，谈理想，讲隐私，一日复一日，我们也曾互相谈过一些自己的秘密，也对某些事情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只是吉迪过于谨慎，每当刚刚开头就又嘎然而止，就有些莫名其妙了。有段时间，那里基本上就是我的新家，上班离家，下班回家，住的习惯了，也有些自然了，也就随随便便了，我简直有些乐不思蜀的感觉。
后来，弟弟回来了，我回家了，一切就这么奇怪的结束了，吉迪也就这样逐渐的退出了我的生活圈子，不是突然的，是很缓慢的，但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很难察觉的，等到自己察觉到，他已经离我很远了。我结婚的时候，盛情邀请他却没见他来，婚后，我带着新婚的妻子专程到他家给他送去喜糖，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到此结束了。
也许是因为我的确难以交往，也许是他不习惯将自己的秘密与人分享，也许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过于太少，也许我们所走的路不同，我们之间的友谊无疾而终，但我永远能嗅到那间土墙房里浓浓的蚊香味。
天命五十 21．挚友志坚
第一次对这个英俊的男人留有印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年春节期间，我家照例包饺子，志坚照例会前来帮忙，理由是父亲所说的“包完饺子以后他的弟弟才能出去玩。”他的本意是想捉弄一下我的弟弟，就偷偷在一个饺子里包进了桔皮，不料我在那个时候突然回来，毫不客气地坐到桌前，同样毫不客气地吃起饺子来，事情就这么凑巧，那个包了桔皮的饺子竟然被我吃着了。这个恶作剧留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在我们就此认识并成为朋友以后，还常常被在各种场合提及。
志坚是我弟弟初中的同班同学，聪明，智慧，说话挺有章法，办事滴水不漏，思维敏捷，反应迅速，一手字写得很漂亮，人也长得俊秀，眼睛深邃有力，鼻梁挺直，嘴角常带着诙谐的笑意，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由于受到了书香人家和干部家庭的熏陶，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觉。我时常在想，志坚就是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天才人物，也许就是没有降临到他所应该降临的时代罢了。
志坚和我弟弟玩得很好，在读书阶段，我们家里几乎天天能看见他的身影。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也许是熟能生巧，由此，我与他的交往也就日益增多，我也逐渐进入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家庭了。他们家当时住在水电局的大院里，那时的水电局还在与解放路平行的平和里的巷里，他的父亲是老武大毕业，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技专家，水电局的二把手，后来才改为电力局的局长。他家有好几个大大的书柜，而那些被塞得满满的书柜深深地吸引了我，从《芥子园画集》，《词源》，《全唐诗》到《资治通鉴》，《后汉书》，《鲁迅杂文选》，有那么多的不眠的夜晚，盘坐在志坚的小床上，披着衣服，贪婪的读书，不知不觉之间，从黑夜到黎明。那个时候我读过多少书啊，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包罗万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领悟到，知识就是力量。
我到竹器厂工作以后，尤其是他也参加工作，到袜厂当了一名保全工以后，两家工厂相距较近，我厂在新街，他厂在人民路，中间只是隔着一条新民街，就经常来来往往。我厂的职工食堂虽然很简陋，胖胖的女炊事员却经常做些蒸排骨，烧肥肠之类的荤菜，便常常叫他和弟弟过来“打牙祭”，他就是我们厂的常客。而他工作的车间也是我常常光顾的，由此还认识了不少南来北往的人。
我们几乎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隐私。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小沈见到我总是献上羞怯的笑意，他的师娘至今见了我依然彬彬有礼；我结婚的喜筵是他一手操办的，我采用了他给我儿子取的名字，所以他是我儿子的“教父”，我们彼此笔谈很多，常常有厚厚的信封从各地而来，所以我也跟着他到利川体验了第一次看见银杏的惊喜，到天津学习吃过了有名的天津大麻花，还有在上海学习的时候经过的南京路的摩登、听过的黄浦江上的汽笛声。
我们有过多少次彻夜长谈都记不得了，不过数量一定惊人；我们有过多少次的推心置腹也记不得了，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们的话题天马行空，任尔驰骋，朋友，工作，爱情，国家大事，小道消息，文学，艺术，电影，喜悦，烦恼，痛苦，郁闷，快乐，……后来听见过一首台湾民谣；“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我想，这样的比喻才算贴切。
自从志坚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想到南方施展拳脚开始，他由保全工到车间主任，再到销售科长，再到主管设备引进和供应供销的副厂长的仕途就结束了，那天晚上，和即将南去的他告辞出来，我莫名其妙的就有一个不祥之兆，担心他的好运也跟着不翼而飞了。事实果真如此，从那天开始，他的好运就已经结束了，加上父母相继去世，社会上也无提携之人，也就一步步从公司经理到私家小老板再走到打工者的下坡路了。
自从我在以后的频繁的搬过几次家，从老城区搬到山上居住以来，我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除了电话联系，就只是在偶尔见见面而已。感情上生疏多了，交往中冷淡多了。不过，我依然时常回忆起那些过去难忘的岁月，依然对这个风度翩翩、潇洒自如的大男人怀有许多感激和敬意。
天命五十 22．我的练兄
我和练兄的交往也是缘于他曾经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我们认识得很早，他也是我们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忠实的密友。朋友们的第一次算得上真正的聚会的地点是在九码头胜利一路的那家理发厅楼上的一间单间，是他父亲的一位女徒弟，一个武汉知青的宿舍，只不过春节期间回家探亲去了，就方便了我们这些想找个机会、找个地点、找个理由狂欢的年轻人。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喝酒，唱歌，促膝谈心，放声欢笑，放鞭炮，青春的笑意荡漾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脸上。
练兄是弟弟引进的，只是在后来的时间里，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远远胜过其他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关系一直相处的十分融洽，配合的十分默契。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好人，有些沉默寡言，聪明过人，说起话来井井有条，做起事来有条有理，不管你的一个不经意的请求，他总是记得清清楚楚，总是想方设法帮你办到。
他是被抛弃以后被练家收养的，奇怪的是长大后居然还能找到原来的父母，还能与自己的亲兄弟握手言欢，就有些像是童话里的故事了。他的养父我们叫他练伯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大大的嗓门，英俊的模样，完全不像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理发师，而像是一个威严的政府官员，他的养母我们叫她张妈，当时在解放路与学院街拐角处的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当炊事员，风风火火，对人真诚。
儿子很小的时候寄养在解放路口的舒婆婆家，因为我的妻子当时就在解放路口的粮店上班，每天还得喂几次奶。腿脚不方便的舒婆婆经常把我儿子装在一个高高的大桶里放在街边晒太阳，也就在张妈工作的理发店的隔壁，一脸笑容的张妈经常就偷偷溜过去抱他。儿子很快就认识了这位花白头发的矮小婆婆，一见张妈到来，就咿咿呀呀的叫唤着，张开双臂，摇晃着小手，高兴极了。张妈总说我是她的又一个儿子，后来又说我的妻子是她的女儿，对我的感情自然就与众不同了。
我与练兄一直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不论是他刚开始参加工作，在已经不存在的划驳大队趸船上当会计，还是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华中工学院就读；不论他是在当时的电子中专去当老师，还是把自己的小家搬到当时偏僻的绿萝路上去住，我们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后来的交往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股民，都想在股海里进行博弈，而在实践中，我们都是失败者，区别只是损失的大小罢了。
我很喜欢看着练兄洗碗。先是在水里放上洗洁精，逐个洗清，然后再换盆清水，逐个清干净，最后用干抹布逐个擦去水迹，很耐心，很仔细，也很敬业。
天命五十 23．文人东明
我总怀疑东明是某个朝代的某个著名的文人骚客错误的降临到如今这个闹哄哄、乱纷纷的动荡年代的。一手毛笔字写得飘逸潇洒，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文人骚客的优雅，为人爱憎分明，对朋友火一般的热情，谈吐之间，给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昂扬正气，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爽与**。
他是随着幼孩进入我们这个朋友圈子的，同时还有一些属于三中的学生也随之来来往往，如花言巧语的其建、一脸微笑的蔡红等，不过随着上山下乡，随着我与幼孩关系的疏远，不少人都随之远去了，只有东明留了下来，而且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深入，随着彼此之间的了解的增多，随着被说的很多次的肝胆相照，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交往越来越频繁，友谊也真的地久天长了。
他家那时就住在新街靠西陵一路的巷口不远的一排僻静的平房里，一个旧时的小院，粉墙红瓦，咿咿呀呀的门窗，地面没有很好的硬化，有些高低不平，门前有一块空地，晴天的时候，太阳从窄小的空间洒下来，照着我们年轻而红润的面颊。那时，因为距离近，我经常出入他家，吃过他家的饭，尝过他家的那种裹着鸡蛋，油炸的糍粑。他父亲就有着文人的气质，家里有一些唐诗宋词的藏本，还有一些古典文学，主要是《牡丹亭》，《西厢记》，还有《雷雨》，《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剧本。我还曾借过他家的一本胡云翼编纂的《宋词选》，好好的抄了一大本，那本抄本现在还保存着，可见当时珍贵得不得了，由此也慢慢喜欢上了“人比黄花瘦”的诗情画意。
东明下乡回城以后就踏上工作岗位了，我们一帮狐朋狗友曾经结伴到过他供职的肉联厂去玩过，站在臭烘烘的圈栏旁，欣赏他宰羊的技术。不过望着他杀气腾腾的气势、有些笨拙的动作，总感觉有些滑稽，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后来，他终于走进了办公室，放下了手上的屠刀。在肉联厂面临衰败的关头，他又理智的转到了油脂公司，再次东山再起，只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后来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出差，天南海北的讨债，也在不停的搬家，从新街搬到西陵一路，再就是酱品厂宿舍，再就是油脂公司的宿舍，结婚，离婚：工作，下岗，运气一直不太好。我们深谈似乎不太多，都是和朋友一起集体活动。各自成家立业以后，相住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交往也就变少多了。不过，我永远欣赏他身上那与生俱来的文人骚客的气质。
天命五十 24．郭会计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工作。是母亲去找的时任东方红公社的韦书记，那时，韦书记与时任市妇联主任的母亲，还有商业局的王局长并称这座城市的三个女强人。母亲的理由是“找个地方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韦书记就安排我进入了竹器厂，担任政治宣传员。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训练课和理论辅导班以外，就是时不时的给公社的广播站写稿件，时不时的办一期专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或者晚上七点，就在那间用摇摇欲坠的天井改成的竹器车间，也许是到处沾满面粉的制面车间的小仓库里，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工人师傅（大多数是些中年男人和他们的女人）读报，讲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主席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他们，还教他们唱毛主席倡导的《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组织我们厂不多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招工进厂的）唱当时风靡一时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肖华的《长征组歌》，好参加公社的文艺调演。
竹器厂就在历史悠久、并不宽敞的新街的中段，进门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办公室，门房，大仓库，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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