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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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急急如律令的释意
道教施法仪式中，常有咒语、掐诀、步罡等，它们和书符一起成为道法的基本手段。道士以画符念咒、掐诀步罡来施行法术，以增强人们战胜邪恶的信心。这些法术本身具有使人类在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面前保持心理平衡和生活信心的文化功能。
咒语是一种被认为对鬼神或自然物有感应或禁令的神秘语言：咒语常和以人体真气「禁制」鬼神、外物的气禁术结合在一起，称为禁咒。有时和符一起出现，称做符咒。道士在施行咒术时又往往借助某些中介物，如咒水、咒枣等，这些施过咒术的水、枣也有咒术的效力。
道们中对咒术的效力有极高的肯定。《太上正一咒鬼经》说：「吾含天地？，咒毒杀鬼方，咒金金自销，咒木木自折，咒水水自竭，咒火火自灭，咒山山自崩，咒石石自裂，咒神神自缚，咒鬼鬼自杀，咒祷祷自断，咒痈痈自决，咒毒毒自散，咒诅诅自灭。」道士认为有法力强大的尊神，不断把秘藏在天上的咒语传授下来，念动咒语即有几万乃至几百万的天兵天将应召来服役。因此，咒语在道法中越出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咒语在道教中运用广泛：道法凡结坛有净坛咒、镇坛咒；登坛先有卫灵咒；画符有书符咒；步罡有步罡咒；诵经先念开经玄蕴咒；至於召将咒则和道书记载的天将神吏一样多；杀鬼制魔、捉妖，也都有相应的咒。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咒就没有道教的法术。
同时，咒语已渗透到道士日常生活的每一环节，融化进他们的人格中去。道士净手、吃饭、沐浴、理发等都要诵咒。不仅正一派擅於诵咒，全真道授戒也有相应的咒语。
道教咒语的特点：咒术不是道教特有的现象，佛教等其他宗教也使用咒语，特别是密宗更以诵咒（陀罗尼）著称。咒语起源於原始宗教的先民对语言魔力的崇拜，后来成为巫术的核心部件。道教继承了巫术的咒术并加以发展，同时又吸纳进一些佛教咒语，但从总体上来说道教咒语有自己的特点。
道教咒语常常用「如律令」、「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是因为道教兴於汉代，汉代诏书和檄文中多有「如律令」一语。「如律令」意指按法令执行，在语气上有违律必究的意味。这种申述法律、政令权威的官方套语，先是被民间巫师所吸收。东汉巫师举行「墓门解除」（即在殡葬中对墓厌镇，使人鬼分途，鬼不殃及生人）的解除文，末尾即以「如律令」结束。解除文的简单句式是：「百解去，如律令！」此类咒被道教所吸收，同时也产生某些变格，主要是嵌入神名。最常见的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有的还在其后加「摄」、「敕」、「疾」等字，以表示急急按咒执行不得有误。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在召集神兵收妖破邪有开旗咒：「五雷猛将，火车将军，腾天倒地，驱雷奔云，队仗千万，统领神兵，开旗急召，不得稽停。急急如律令！」这一咒先是称引雷部神将，兼说其神武，同时也是说明他们职司所在，接著说明开旗（展开召将令旗）召唤他们来到，且令其不许拖延时刻，立即降临。最后以「急急如律令」收尾。
道教咒语的这种定式便是区别於以赞念佛号为主的佛咒的显明特色。
道教咒语的这种结构首先表明它是托於神授、从而也是有神效的。称太上老君、称神霄玉清真王，称天师，都是直接说出尊神的名号，来召役神将、镇压妖邪。对於比较低级、专供法师役使的神灵，则是直呼其名，以示自己有控制他们的能力。因此道教咒语的施行，与其整个神仙谱系是紧密相联的，其中表现了他们的信仰，也反映了他们实践信仰的方式。不过称引神名，并不是道咒特有的现象，甚至不是咒语特有的现象。基督教徒在祈祷之后总要说「奉耶苏基督的名」。那是对神强烈的信赖敬仰的表现。所以道咒中的称引神名，表明的是许多宗教中共通的对神灵的信仰、依赖，只不过各自的神有不同的面貌罢了。其更能表达道咒本身特色的还是下一方面：它表明咒语是对祈使对象的命令，而「如律令」，既是催促，又是强调其命令必须执行，不执行，则依律惩罚。咒语的内容都直言不讳地讲清命令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是道教咒语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一般说来，中国的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以祈求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主导，求得平安便算有福。象西方社会和印度人那种对神灵的虔诚皈依，是有相当差距的。比如印度传来的《主夜神咒》：「婆涉演波底」，据说夜行时念它可以辟邪。但其辞实际上是印度人所奉夜神的音译。佛教的重要咒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即民间比较熟悉的大悲咒，共有八十四句，句句皆表示对观世音的皈依礼敬之意，八十三句系称呼菩萨（包括观音的种种变相）名。这部咒语，佛教徒认为其威力极大，使用也很广泛，《大悲心陀罗尼》详细记载有用它治病、催产、解蛊毒、辟蛇蝎等等的方法。就功能言，佛咒与道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从结构看又很不同。大悲咒的特点，在叫人先皈依，倘皈依了，一念它，观音就能帮助解决各种魔难，直至接引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念咒的本身就是皈依。道咒则是直接驱策鬼神，让它们走开或者完成凡人无法完成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实的目的是前提，对神的敬仰，乃以当下直接的利益为中心。道教咒语的这一特点规定了每一咒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所以道咒各有针对性，数量极多。
念咒与气禁：念咒时常常要求与体内的运气、在意念中存想相关的神灵形象（存想）统一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内气作用於对象，使之受到控制，或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方法称为禁咒，又称气禁，简称为禁。气禁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巫术中就已经使用。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吴越地方有称为禁咒法的，很有显著的效验，（那原因）是法师气充沛。」（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从近几年来考古发现看，气禁流行的地区不限於吴越地区。楚、蜀等地区都有类似的方术。据葛洪的记载，禁咒的应用范围广泛，有入大疫不受传染、驱逐邪魅，禁虎豹蛇蜂、为人治病，乃至於禁水倒流等。气禁术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法的一部份，早期道教正一盟威道的二十四阶箓中专有一种《禁气箓》，可见已经是整个法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一般道士在念咒时与内气的发放相伴随，念咒兼有以气作用於对象（通常称为布气，又称内气外运），因此对於道士平时的炼气，提出了一定要求。
房中术
房中术或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男女合气之术，为道教倡导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养生术。道教认为，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足则气充，气充则神旺。如人能时常保持精足、气充、神旺的状态，必然健康长寿，乃至长生；反之，不断耗损三宝，必罹病夭亡。为此以“爱气、尊神、重精”为宗旨，讲求重精、宝精的修炼之术。
房中术源于战国神仙家。据今人蒙文通先生考证，晚周仙道分行气（含导引）、服饵、房中三派，行气导引源于巴蜀，尊彭祖、王乔、赤松子为始祖服饵兴于齐鲁，以羡门、安期生为中坚房中起于秦中，以容成、务成子为代表。⑴《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书八家百八十六卷，计：《容成**》二十六卷，《务成子**》十六卷，《尧舜**》二十六卷，《汤盘庚**》二十卷，《天老杂子**》二十五卷，《天一**》二十四卷，《轩辕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表明战国至秦汉间，房中术是十分盛行的。以上诸书早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部分竹、木简，经整理，发现医学著作15种，其中有5种为房中术著作，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著作，据此可以概见先秦至汉初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早期道教在全面继承方仙道术时，即将房中术纳入其道术系列中。最早创立的五斗米道，即引进此术，以之和行气、符咒术等配合修习。魏晋期间，方士道士多习此术。在曹操招致的大批方士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⑵后左元放（即左慈）传郑隐，郑隐传葛洪。葛洪《抱朴子·；遐览》著录房中书多种，计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⑶可见汉魏两晋时，房中术也很盛行。东晋以后，一些道派和道士相率反对房中术，如东晋中期出现的上清派，崇尚存思、行气，贬斥黄赤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时，称房中术为“三张伪法”，要男女道官箓生“断改黄赤”。但是历晋至南北朝，不论道教内外，房中术并未断绝。南朝梁大医药学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所著《养性延命录》中即辟专章《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隋书·；经籍志》道经类称有房中书十三部，三十八卷，但未著录书名，而在医方类却著录房中书《玉房秘诀》十卷，《素女秘道经》一卷，《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经》一卷，《彭祖养性》一卷（似重出），《序（玉）房内秘术》（葛氏撰）一卷，《玉房秘诀》八卷（似重出），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可知南北朝至隋代，房中术照样盛行不衰。至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又辟专节阐述“房中补益”，王焘在医书《外合秘要方》中又引录《素女方》。《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在医术类著录房中专书葛氏《玉房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录诀》八卷。可知房中术在唐代亦继续流行。直至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在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倡言下，房中术成为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加上当时有人专事张扬房中术之糟粕，使其沦为玩弄妇女的淫秽之术。在此情况下，房中术遭到社会的摈弃，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修习和研究；《宋史·；艺文志》等再无房中新书的著录，唐前古书亦大多亡佚，房中术渐趋湮没。直至清代末，叶德辉始从10世纪日本学者丹波康赖所著的《医心方》及唐人医方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附《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各一卷，载入《双梅景闇丛书》。人们通过这些残篇，才得以略窥唐前房中古籍之面貌。
房中术的本旨是调协阴阳以养生，有其某些合理内核：
节欲慎施房中家一般都不主张绝欲，只主张节欲。他们从阴阳说出发，认为男女交合是天道之常，施之以法，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果强制禁欲，反而有害。葛洪认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但又不可纵欲，必须加以节制，如果“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⑷孙思邈说：“此方（按指房中术──引者注）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他又提出加强意志控制的办法，说：“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⑸据说，彭祖曾提出“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和“一岁之忌，暮须远内”的主张，⑹其中心思想就是断绝异性接触，减少性欲冲动。
房中术不仅要求节欲，更要求慎施，即不任意施泄精液。
葛洪称之为“节宣”，即对宣泄精液实行节制。孙思邈将精液比作燃灯之油，谓油料充足，则灯火旺盛，不注意节油和添油，随意耗费，终至油尽灯灭。房中家忖度“节宣之宜”，根据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及气候变化等条件，提出不同的施精次数。《素女经》提出：人年二十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年六十者，即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道士刘京提出：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一月再施精（两次），冬常闭精勿施。⑺孙思邈则提出：一月再泄（两次），一岁二十四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施精次数，防止施精频率过高，影响身体健康。房中家还提出数交一泄或多交少泄的原则。《养性延命录》说：“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⑻数交而一泄，意味着多次交接中不能泄精，如何才能作到交接而不泄精呢？房中家曾提出若干交接方法与姿势，这些内容是否有益于性生活和性卫生，尚须科学论证。
房中禁忌为了保精养生，诸书都强调房中禁忌。《养性延命录》提出“**使人不寿”，谓其不寿，并非鬼神所为，实因其人用意俗琐，竭力无厌，又因心理不安，惊惶恐惧，只能导致惊狂或生恶疮。《素女方》和《玉房秘诀》提出日月晦朔、雷电风雨、饱食后、体疲劳，及大汗未干等不宜房事之七忌。据说彭祖加以归纳为三大忌：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蚀、地震、雷鸣等自然变化强烈时，为天忌醉饱、喜怒、忧愁、悲哀、恐惧、疲劳、远行初归、金疮未愈、女子月事未绝、忍小便交接等，为人忌；神庙、寺观、井灶等处为地忌。⑼诸书并对违犯上列禁忌之恶果作了详细说明。如《素女方》谓，日月晦朔时合阴阳，“令人临敌不战，小便赤黄”；雷电风雨时合阴阳，“生子令狂癫，或有聋盲瘖痖”；饱食后合阴阳“六腑损伤，腰脊疼痛”。⑽《养性延命录》和《千金要方》谓，忿怒中交接，令人发痈疽忍小便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茎中痛远行疲劳行房，则五劳虚损妇人月事未绝以交接，生白驳等。
还精补脑房中家主张交而不泄或多交少泄，不仅是为了避免耗精过多，导致疾病，更重要的是为了还精补脑。葛洪说：“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⑾道书说，贮精之所为肾（此说不科学），它与大脑有经脉相连，人们可以采取方法不让精液外流，而迫使其循上述连通之脉返归大脑，使大脑获益。此说载于《胎息精微论》之《胎息神会内丹七返诀》，又名“留精回气补脑”。它说：“缘肾中精属水，常被脑脉来克，脾气应脑为泥丸，泥丸是土，有两条脉下彻肾精，其精在肾谓精，流入泥丸则为脑，脑色黄，故象于土也。脑有两条脉，夹脊降到脐下三寸，是名气海，脑实（满实）则气海王（旺），王则元气盛，盛则清，清则神生。
故水能长养万物，水竭则万物枯干。”⑿上述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或如何正确理解，值得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房中术较有积极意义方面的内容，元人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曾将其归纳为如下几句话：欲不可绝（指不能禁绝正当的性生活），欲不可早（指性未成熟的青少年不宜房事），欲不可纵（指必须节欲），欲不可强（指不能用暴力强迫对方及情绪不佳、精力不足时勉强行房），欲有所忌（指房中禁忌），欲有所避（指避开气候不佳之时和神庙寺观之处）。并引证诸书逐条加以解释。⒀这可说是对房中术主旨的基本概括，也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