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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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不同，也形成了古代卿大夫与后代臣子官僚们在气质风尚、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上的天地差别。春秋时代之所以那么让人振奋留恋，就是有这些古卿大夫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演出的那么多慨而慷的感人故事，主要是这些卿大夫贵族在表演。这是一种贵族时代，饱含着青铜的质朴光泽。而后代皇帝，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材，一个田舍朗能够暮登天子堂，其实并没有民主，因为他选拔的还是他的一家专制体系下的办事员而已，他们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是不能在气质和行为原则、风尚高度上相提并论的。一句话，卿大夫可爱，郡县官僚们多数可恶、可厌、可耻。
卿大夫较少奴才行，更多独立人格，这是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但换一个角度看，从国君的角度看，他就不那么爽了。我们说了，卿大夫的土地封邑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有功于国家，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君赏赐给他的；或者是卿大夫之间当人情相互赠送，要么相互抢的；以及由于铁农具的逐渐使用，荒地不断开辟，而得到的。这三类土地，攥在“三郤”之类的私人手里，长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自然搞得比国君还肥，甚至足以干预朝政，左右君王。于是，卿大夫家族的势力都在上升。
鉴于这种情况，晋国、齐国和鲁国，纷纷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承认卿大夫家族私有土地合法，但是——私有土地必须按亩纳税！每亩十分之一的粮食要上缴国君！（所谓“初税亩”，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样，卿大夫家把白花花的粮食交给国君，国库充实了，卿大夫的嘴咧成了歪瓢。卿大夫跟国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变得冰火不容起来，于是出现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一班窥伺国君的白眼儿狼。“三郤”也可入选白眼狼系列，以及从前被灭的“赵氏”。
“白眼儿狼”比较得人心，因为他们知道笼络人心，他们在自己的封邑内经营有方，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国家义务，他们的财富便积累的越来越大。有了财富以后，他们还施惠于民，与国君争夺民心，譬如齐国的田氏就赔本赚吆喝，把自己的鱼盐木材便宜卖给平民百姓。经过这样的势力和人心的积累，最终几代人之后他们便有能力让国君下课，白眼儿狼们上去轮流坐桩——这就是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及鲁国三桓的三分公室。国君要么下课，要么靠边站，有的还被驱逐，国内长期无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最后堕落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这是孔子所最讨厌的，但也是春秋时代两三百年社会趋势的现实，是分封制走势的必然。
但是，豁出命去给国君卖力气的死脑筋也不绝于史，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就是动辄“先王、贤圣”的保皇派，骨子里流淌着传统礼教和等级制度的血。孔子一辈子就在骂街：“礼崩乐坏”啦，“政出私门”啦。
同时期，郑国的子产则是中间派。一方面，他是绞尽脑汁的收税者，替国君敛财，所以大伙都特恨他，作诗咒他死（他爹就因为做得太过，被卿大夫联手杀了）。另一方面，子产也替卿大夫家族厘定土地，认可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大伙不理解，也不相信。子产坚持收税，坚持厘定土地。逐渐，国库充实了，卿大夫家族间的土地纠纷案和互相械斗也减少了，国人开始享受公益福利（有人来家门口收垃圾了），大家这才开始作诗祝愿子产长寿。
这时候需要说说希腊，我们同一块大陆西端的希腊文明，刚好和此时的春秋时代比肩接踵。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每个只有几平方公里，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都象我们的诸侯国。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是老大，文明璀璨，相当于晋国；而刻苦骁勇的斯巴达人则相当于楚国人。希腊的历史就是雅典和斯巴达斗争的历史。
中国发生“初税亩”改革的时候，即公元前594年，雅典也在发生“梭伦改革”。平民选出的执政官梭伦限制谷物出口，降低粮食价格，改善雅典居民菜篮子，还建立“四百人会议制”和“公民陪审团制”。
中国的雅典——晋国，一样也在改革，“三郤”在他们广大的私人土地上实行“土地租赁、收取地租”的新形式进行剥削，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积极性发挥，最后使得三郤“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就是说三郤家族的封邑上可征用形成的军队，占了全国兵力的一半，其家产，顶了国君家族的一半！从前，郤克吵吵着打齐国以报羞辱，晋景公不允，郤克就要拉自己的家族军队去打齐国。郤克的家族军队，可以对抗齐人，足见其兵员战力之盛。
而晋厉公这类旧家族依旧恪守“先王之道”，在自己的辖区土地实行井田制，就是农夫在“井”字格样的田地里面干活，私田（“井”字的四边八格）的庄稼归自己有，公田（井的最里面那个格）的庄稼归国君有。这属于劳役剥削，是落后的剥削形式，农夫们只是磨洋工，他们给自己干活还卖力气，给公家干活就出工不出力了，“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田荒芜，国君仓库空了（这也再次看出当时根本无所谓什么奴隶）。晋厉公又急又眼红，眼中仿佛长了钉子。
晋厉公决定，再不能让这些收租子的跳梁小丑当新贵了，我要夺回我的土地和国家权力。
但是，我们说了，国君一族的实力是有限的，在“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下，它不过是众家族中比较大的一个。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另找其它几家家族帮他忙。
谁呢？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几个亲晋厉公家族的掌门人，遂成为“保皇党”。
从前，胥童的爷爷因为闹病，被迫赋闲，执政官位置让给了老郤家，两家因此结下了梁子。现在胥童终于出人头地了，成了晋厉公的gay，在床上的无数次亲密接触中，彼此建立了信任，经常互相诉说对三郤的仇恨，积极准备向三郤发难。
胥童打算用八百名甲士进攻三郤家。长鱼矫则说：“这样硬拼可能不是三郤的对手，最好采取行刺得办法，我们伪装成打官司，请三郤断案，然后当场发难。”晋历公批准了这一战斗计划。于是，长鱼矫、清沸魋互相假装诉讼，闹到三郤的府上，请求三郤给他们断案。胥童则带着八百甲士在外面远处接应。三郤刚要拍惊堂木，长鱼矫、清沸魋一拥而上，一个冷不防揪住“二郤”就揍。二郤的卫兵来不及反应，长鱼矫从衣服里抽出短戈，当场杀二郤于座位。第三个郤——郤至，一看是恐怖分子，出门奔车就跑，不等上车，被长鱼矫追及，抡戈连啄，满头窟窿。接着，甲士列队开来，分奔三郤家宅，豪富已极的郤家族人，人头滚滚落地。
三郤尸体随后被拖到朝堂上晾着，表示这场行动是由国君支持的。
在鄢陵之战中表现出色的郤至，就这么死在他所供职的国家中。其实，三郤对于晋历公的蠢蠢欲动，事先已有察觉。其中一个郤——郤锜，打算用其私家武装进攻晋历公，他说：“我虽死，君亦病矣。”意思是作乱是死罪，但我的兵力也能把晋历公打残废了。
但是郤至大义凛然，拒绝作乱，他说：“信义的人不背叛自己的国君，勇敢的人不会选择作乱，国君要我们死，一定有国君的道理。那我们死掉好了。”于是三郤终于没有动手。
郤至的临死感言说的很感人。但是，这里没有什么道理不道理，道理附着于权力。羊儿要吃草，羊儿有羊儿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
不过，从临终的话来看，郤至确实是忠的。他是无造反之心的，但是有造反之力。这就足够了。
晋国的“老油条”叔向在他有名的“叔向贺贫”里边说太有钱了不好，钱多了惹人恨。他把“三郤”的死因，简单归结为三郤“恃其富宠”而没有“德”。事实上，三郤的死，纯粹是卿大夫家族与国君公族争锋的结果，不是主要在于个人品德的问题。叔向因为本人是公族的分支，所以不肯责备晋厉公的动机实质。三郤灭族案，实是卿大夫家族势力膨胀，导致国君反扑，斗争白热化的结果。看历史，光着眼于这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有德，是不够的。
“三郤”缺德的地方当然也有——这恐怕是政权人物所不可避免的——但那不是主要矛盾，比如说，他们在晋厉公面前打小报告，把晋国第一大聪明人伯宗处死。伯宗发明过成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伯宗的儿子逃到楚国，就是站在巢车下边，替楚共王分析敌情的伯州犁先生，也是个聪明人。伯州犁后来被楚灵王害死了（唉，当聪明人真难啊）。　伯州犁的儿子也被谮死，孙子只好继续逃跑，跑到了吴国，就是夫差底下那个大坏蛋伯嚭。伯嚭也是聪明人，汲取上几代人教训，不再当“好聪明人”了，而是当“坏聪明人”，于是害死伍子胥，弄亡了吴国，但最后还是被勾践杀了。
浮华如花易散场，三郤终于就这样被他们的国君灭了，他们的封邑土地、家产仆从，被国君和其它卿大夫大家族瓜分了。当然，晋君家族和其它卿大夫家族，后来各自的命运也是有生有灭，有喜有悲。
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部大家族的兴衰史。
不过，郤氏也没有被完全杀绝，山西五台山现在还有姓郤的，他叫郤志华，他还在网上喊呢，要求大家发邮件到xizh@eyou。找他交朋友呢。快去吧！

正文　第三章　悼公再霸（575B。C。－555B。C。）

公元前574年，晋国最大的走资派“三郤”被他们的国君陈尸朝堂以后，混乱还没有终止。“保皇派”的胥童，进而逮捕了执政官（指三军元帅兼六卿之长）栾书以及中行家族掌门人中行偃（时任上军佐将）。
“保皇派”的意思是，三郤势大难制，当然要砍，栾书作为当权派，也是我们可爱的“皇上”所惧恨的，一并要剪灭，还有中行偃。
晋厉公却下不了决心。“保皇派”陈言：对于朝廷以外的奸人，我们可以招抚感化，但是朝廷里的奸人，绝对不能手软。
栾书为了保住自己，赶紧向晋厉公表忠心，跟三郤划清界限，大骂郤至是楚国的特务。晋厉公觉得一朝杀死太多大臣，不吉利，就把栾书、中行偃释放，并好言安慰。（也不能把所有大家族都灭掉啊，国家还得依靠他们建设与保卫呢。）
栾书回家以后，战战兢兢，杯弓蛇影，中行偃就找他串联来了。中行偃不是俗人，是未来执政官，他怂恿栾书拿出辣手：既然主公已经不信任我们了，我们干脆先做了他，先下手为强。
于是这俩人合伙搞了个“西安事变”，晋厉公出游到旧都绛城的时候，被当场拘捕，随从胥童（保皇派）被就地处决。
栾书、中行偃把晋厉公抓在手里以后，不知怎么处理好，想召开各界精英大会，协商解决“西安事变”。当时晋国的社会名流，就属韩厥了。新军将韩厥明白，栾书叫他，不外乎是分担些造反罪名，于是杜门不出。
栾书、中行偃等了五天没动静，晋厉公又整天歇斯底里，于是在大过年准备杀猪的头上，把晋厉公给杀了，用一辆破马车埋葬了他（诸侯之君坟里应该用七辆马车做“陪嫁”，油漆大棺材里外三层，三十根原木垫底，殉马几百匹，而栾书只埋了一辆马车，是为了寒碜晋厉公）。然后还商议了一个恶谥“厉”给他。
春秋十二大蜥蜴之第三——“鄢陵蜥蜴”晋厉公接他爸爸晋景公的班儿，一共做了七年国君，打了鄢陵之战半个胜仗（不是压倒性胜利），灭了三郤这些威胁君权的大地主，最后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给自己弄了个“杀戮无辜”的谥号——“厉”，跟西周暴君“周厉王”美称一样。“厉”这个字，是头上癞疮的意思。晋厉公头上长疮。庄子讲寓言说：爹爹脑袋上有癞疮（厉），生下孩子，立刻取火去照，汲汲然生怕孩子脑袋象自己。呵呵，也很可爱哦，可是，孩子的坏品行象不象自己，就不那么汲汲然了。
周天子驾下有个诸葛亮，名叫“单襄公”，预言了晋厉公的殒命和下一任国君人选。
单襄公认为，晋厉公活不太久了，因为厉公走路眼望远处，脚抬很高，眼脚配合差——古代君子（大老爷们）吃饱了没事干，于是特讲究佩带着玉饰和宝器走路——晋厉公路走得不好看，说明他内心一定在想别的。眼望远处，常常不切实际；脚步抬高，失去应有德行；目光和举止不配合，怎么能长久呢？
单襄公又认为晋悼公（时年14岁，正在洛阳留学）是个大贤人。他站不歪身，目不斜视，听不侧耳，言不高声，心性恭谦，为人慈爱，具有文德——也就是脾气好，是国君的料子。
果然，晋国卿大夫们迎他回国，是为晋悼公，时为公元前573年。
单襄公看相的原则，一句话：当国君就应该老老实实，才能长久圆满。这个经验是取样于周天子，现在的周天子是没有一点出息了，躲在洛阳城里当缩头乌龟，天下闹多乱都不管了。当时洛阳城里有一个从楚国跑来的伟大人物，叫做老子，时任周天子的图书馆科长，把周天子的价值观升华为他那著名的“缩头乌龟哲学”。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天下事少管为妙，无为而治。老子说：“强项者不得其死”，意思是，锋芒毕露的逞强者不得好死，比如晋厉公，非要跟家族斗，结果把自己斗死了；相反，老子认为“柔可以克刚，雌可以胜雄”，也就是说，老好人和大绵羊，可以安详天年。
总之是老好人日子混长，积极务求的人只有遭殃。
老子的话好像也有道理。
唐太宗据说就是信老子的话，无为而治，避让那些功臣捍将，效果也不错，但是最后唐朝藩镇割据，闹得跟春秋战国差不多。
老子说话还有特点，就是喜欢用rap的语言讲述哲学，比如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Oh；　my　God；　晕菜了！
我们的年轻的老好人晋悼公（换句当时话说叫“贤人”）从洛阳来到祖国晋国。身为留学生的他，当初在洛阳留学的时候，就积极关心时事，“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成语“休戚相关”出处）。他回到晋国以后，把前几朝的功臣宿将，特别是追随重耳的叫花子的后代子嗣们，从庄稼地头招回来，封到朝里享福。他一改晋厉公向卿大夫争权的作法，对大臣妥协，任用各家卿大夫主事，这给他赢得了很高的国内声誉，却也断送了晋国强化君权的最后机会。
《左传》记载，晋悼公的主要政策是：废掉老百姓欠国家的钱和税，赈济灾民、穷人、老光棍和寡妇，提拔郁郁不得志的人材（即有能力但不是高干血统出身的人，比如我），反对铺张浪费，节约国家办公费用和祭祀器用，禁止打砸抢活动，调低税收比率，注意征兵工作不侵犯农时等等。年过七十的老人，晋悼公还亲自接见，敬称他们为王父。历次战争中的功臣，多次接受嘉奖。这些都是仁政啊。但这只是节制了征敛，施惠于民，国内整体财富并没有加增。怎么才能让民和国都富裕起来，那就不是仁政所能达到的了，而要看未来法家的手段，所谓富国强兵。不提。
唯一不快乐的是晋厉公的同性恋朋友们，他们收拾了胭脂首饰全部驱逐出境。栾书，毕竟杀掉晋厉公，属于弑君，应该灭族，但晋悼公不追究他，命令他退休而已。其实栾书生活上是个穷鬼加善人，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老婆不吃肉、不穿帛，不涂雪花膏，马不吃小米，穷得连祭祀的宗器都凑不齐。凭了这些德行，人们和国君不再计较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