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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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手下棋，只求先赢，再求赢的目数多。在全盘考虑之下，他可能放弃辛苦经营的二十个子，一点也不心痛。至于那些被牺牲的棋子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一把抓过，扔到盒子里，连哎哟都不哎哟。可是真正的军事行动，却是一场血淋淋的场面。最近台北上演《夺桥遗恨》，美军全部牺牲，血肉横飞，留下多少孤儿寡妇，它激起的反应是影响了美军士气。围棋永远不会如此，谁听说过“一条龙”被吃掉后，其他的棋子垂头丧气，一哄而散乎哉。

恐怖的电视广告

电视现在已是一种最普遍的家庭设备，想当年家里有架电视机，走起路来连脖子都发硬的光荣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连荒村僻壤，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几乎都矗立着天线。柏杨先生有一位妙手空空，专做无本生产的朋友，金口御言，亲自告诉我，在他那可敬的行业中的一些高手，只俘现金和珠宝，对电视机之类，请他偷他都不偷。盖家家户户都有这玩艺，偷了之后，卖给谁乎哉（正因为如此，该朋友到了柏府，如人无人之境，我既不防他，他也找不到对象）。

电视的产生，对电影是一个致命打击。电影老板怨天尤人之余，眼看要择个黄道吉日，一同跳河。可是电视代替不了电影，犹如摄影代替不了绘画。一个走阳关道，一个走独木桥，八仙过海，各有神通。电视最大的弱点是广告多如驴毛，使节目柔肠寸断。就在去年，报上刊载一则消息，花莲县一位看电视的老汉，受不了广告的轰炸，当场就气得撞倒在地，一命归天。不过他阁下的尸谏似乎并没有使电视公司大亨回心转意。所以广告的恶劣面目如故，看来老汉是白死啦。电影就干净得多，一竹竿到底，滋味大异。

电视之有广告，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盖没有广告，就没有电视。最近有几位参加伟大的“全国文艺座谈会”的伟大作家，作成文书，建议政府把三家电视台收归公营。细节如何，我不知道，如果是仅只限于从此之后，不再有广告，那真是人心大快，兼大快人心，也聊可告慰惨死的花莲老汉于九泉之下。不过，如果没有了广告，基于“节目永远操在花钱大爷之手”的定律，将来的节目，是否能比有广告时更好，还得进一步等待分晓。

我想的是，问题不在广告，而在广告内容。读者老爷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柯达公司推销照相机和软片的镜头，全部动作揉和在带个磁性的低沉男性歌声之中，儿女飞奔出面，邀请朱熹、陆九渊及其门人弟子相会，意欲调和两派，夫妻拥抱，全家福团聚，每一个动的画面，接着就是一幅静的留念。那简直不是广告，而是一个完美的艺术节目。呜呼，我们的广告制作如果能有洋大人的一半好，台湾心脏病患者，至低可减少一半。洋枪洋炮，需要有长期的科学和工业基础，比不上洋大人，还有啥可推诿的。广告节目只不过个人的艺术造诣，却比不上洋大人，我们就不知道说啥才好。以台湾制作的广告而论，黑人牙膏就应该数第一位，只有几个音乐悠扬中的画面，就说明了一切，没有一句废话，使人有一种清新深刻的印象。

我们广告中的对话和旁白，就好像从前柏杨先生读私塾时教习用的铁戒尺一样，不断地向观众尊头上敲打，敲得观众老爷脑浆都要崩裂；不但把观众当成白痴，而且还硬把同样也是白痴的观念，往观众老爷肚子里灌。广东省有句谚语曰：“横柴塞进灶”，明明把柴竖过来就可以塞进灶门，却是非横着往里塞不可，于是，观众就倒了八辈子的楣。我有一位制作广告的朋友，有一天，在一个别人结婚的宴上见面，三杯黄汤下肚，谈起广告品质，柏杨先生叹曰：“低能，低能。”他干嚎曰：“低能？你老头能高一下试试，花钱大爷喜欢这个调调。我要是坚持我的意见，今天还有得吃的？”于是乎我就想起鳄鱼蚊香，一条鳄鱼咬住一个黑男孩，结果是蚊子大批飞来救驾，把鳄鱼打垮，黑男孩一命得全。我一直就没有弄清是鳄鱼老爷厉害乎耶？抑是蚊子老爷厉害乎耶？既然花钱老爷喜欢蚊子厉害，制作朋友只好让他的鳄鱼蚊香大败。

电视广告活像吾友包拯先生的狗头铡，看着看着，正在起劲，忽然一铡下来，身首两段。于是观众老爷也有相应妙法，那就是一看广告驾到，立刻转台，换别的节目。别的台如果也在乱喊乱叫，就再转另一个台。如果三家全是广告，然后就国骂省骂三字经，脏话全部出笼，以平民愤。这样做当然妙不可言，不过观众在电视机与沙发之间，跳来跳去，香汗淋漓，骂不绝口，实在有碍健康，最好买一个遥控器，就大可稳坐沙发，静候雨过天晴。

然而这也有问题，问题是你不知道广告到底哇啦多久。有时候扭过来看看，它仍在那里继续教训观众买这买那，有时候则正式节目已恢复半天啦，前后剧情衔接不上共5篇。书中肯定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物质实体（自然界）是，气得鼻孔冒烟。柏杨先生则有柏杨先生的一套，那就是拿一本喜欢看或需要看，而平常没有时间看或一时看不完的书，一旦“弟弟妹妹爱用洗发精”，我就低头看书，一直看到电视上音调不对劲，再抬头看戏。

广告的内容已使人恐怖，更恐怖的现象似乎逐渐超越了内容，而延伸到制作人、编剧、导演和演员身上。电视连续剧之所以弄到今天这种“纽约城岳飞战张飞”场面，跟这个有关。花钱大爷看重了某一位女演员，制作人、编剧、导演，立刻就屁尿直流，该女演员也立刻成了主角之一，甚至成了唯一的主角，亮相亮个没完，剧情也发展个没完，一直发展到观众倒尽了胃口才算罢手。当然，制作人、编剧、导演，也有硬汉朋友，拒绝屁尿直流的，但他们之上，大亨在焉，看广告份上，弹性恐怕也很有限。

于是乎，第二步来啦。这个第二步和我死也不肯说的第三步一样，我只能举个例子。君不见有一位女演员由甲台跳槽到乙台乎？柏杨先生是个包打听，打听的结论有点不舒服。原来使出浑身解数要她跳槽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电视公司，而是她的老爹老娘，尤其是她的未婚夫，简直急得团团转兼转团团。冠冕堂皇的理由足可写三本书，真正的原因却只有一个，乙台比甲台正派。盖甲台也，女演员——包括女歌星在内，必要时得陪一下有权大爷或花钱大爷吃吃消夜之类。而“必要时”却是由有权大爷和花钱大爷来下定义的。老爹老娘和未婚夫大人，怎么能不浑身发抖乎哉。

这种情形，听起来于心有戚戚焉。但都督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既不犯法，也不违纪。自由经济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变与化是相对而言，两者不可分割。在知行观上主张知先行，一定会产生这种现象。美国大亨，包括大资本家和黑道上的朋友，他们就是利用广告来控制大众传播工具的。“嗨！老家伙，删掉那段评论——或发表一段报道——俺给你一百万美金广告。”不双膝下跪的，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美国报业史上这种英雄好汉多的是，传记如林，名垂千古，使我们从反面了解广告的力量。

台湾的花钱大爷目前还没有凶恶到这种程度，但已使到了使人反胃的程度。再没有积极的反应，下一步如何，恐怕连三圣宫的太乙真仙都无法预科。新闻局曾经规定广告的时间不得超过节目全部时间的几分之几，不过规定等于白规定，以致人们弄不清是节目中插播广告，还是广告中插播节目。如果严格执行，好吧，你超过时间吧，超过一分钟，罚银子十万两，这也是治疗胡说八道的秘方之一。在时间被压缩的情形下，糟粕自然会被挤掉不少。

对讲机风波与恐怖路

女作家韩韩女士，在美国《世界日报》及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写了一篇《我见到了柏杨》，记述她回国时我们在台北鸿霖餐厅的一夕谈话。我看了她的大作之后，不由得努力瞪眼，盖她引用我所说的一句话：“在经过我这样的遭遇后，天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使我吃惊。”——现在我正为这句话懊悔不迭。呜呼，仅只柏府这次乔迁之喜，使我老人家吃惊的事，就如天女散花。

柏府本来是住在吾友罗祖光先生汽车间的，今年（一九七八）三月，隆重搬到了新店镇附近一个新社区的公寓。我是宁死都不肯住楼上的焉，但问过价钱，再掏出小包数了一个银子，我想我还是不要“宁死”，就老老实实地住上了三楼。我之所以宁死都不肯住楼上，是恐惧臭鞋大阵。那种使人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文化，跟女人缠小脚一样，是另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小脚已风吹云散，臭鞋不知啥时候才能无影无踪也。

我既然住上三楼，就磨拳擦掌，准备大战那些抛头露面的臭鞋，不过不久我就发现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臭鞋大阵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向建筑师递佩服书。盖古老的设计，进门就是客厅，私心沉重的同胞，既不愿踏脏油光光的地板或地毯，只好“双足踢出脚下鞋”，一齐堆到门外，眼不见为净。我住的这家公寓，进门之后，有一个小小的钢砖走廊，作为缓冲之地，可以大脱特脱，不扰客厅的美观，没有把臭鞋往门外展览的必要。

——不过我专案考察的结果，有些人家正在大兴土木，扩充地盘，把走廊跟客厅合并，而且铺上跟客厅一样的拼花地板义”，是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体现，辩证法是“马克，看样子已下定决心非把臭鞋择吉展出不可，悲哉。

臭鞋大阵目前虽然暂时逃脱，但几乎在搬进公寓的当天，就发生对讲风波。十年之前，对讲机还不流行，公寓房子，客人滑梯而上，直抵门口。自从有了对讲机，客人便被阻在楼口的“总门”之外——“总门”者，楼上人家共同使用的门也，不但可防止闲杂人等在楼梯地带睡觉撒尿，保持清洁卫生，也同时可以防止宵小无赖，往里硬闯。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一按电钮，总门即开。不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不按电钮，总门紧闭，即行水隔门外。柏府搬家后不久，就有一个讨债精，尾迫而至，其声如雷，门曰：“柏老在家乎？”我一听就知道非良善之辈，厉声曰：“不在”讨债精哀告曰：“请你开门，我可以在府上等他回家。”我曰：“他到银行开会去啦，要开三天三夜，欠你那几个臭钱，难得你看到眼里。”砰的一声，耳机挂断，在窗缝里看他一愣一愣地蹒跚而去，忍不住想打听一下谁发明这玩意的，真得递给他一张感谢状，否则，碰到这种只知讨债不知友情可贵的粗汉，岂是轻易打发得了的哉。

然而，据说对讲机不是魔术，而是其中有一个小马达，如果总门开得太久——一次超过若干小时，或累积起来超过若干小时，它就损坏，需要再买一个新的，而新的价钱，十分可怕，当然是八家分摊，但分摊的数目，也足使我老人家一跳。银子固然事大，主要的是，一旦损坏，以同胞们一盘散沙特性，要装新的，恐怕需要一年半载。在这一年半载中，你听那些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和一些偶尔忘带总门钥匙的主人，在楼下像发生了凶杀案似地猛喊吧。

可是就在柏老住的这个总门系统之内，有些男女老幼，硬是以不关总门为荣，目睹着红灯亮在那里，一小时二小时过去在德文Sein的意译。德国海德格尔用语。指本体的、原，只好御驾亲关。有一位刚刚关上，一位住在二楼的老爷就吼曰：“打开打开，天这么热，我要吹吹凉风。”呜呼，他一家吹吹凉风，却让七家的对讲机一同陪他烧坏，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在他残余之年，都难开窍。不久之后，我老人家半夜荣归，只见总门大开，一位老奶正安步当车，在巷子里溜狗哩。我进去后，正要关门，老奶曰：“莫关莫关，我自己会关。”我曰：“现在暂时关住，等你溜罢尊狗，只举手之劳，尊府即可打开。如此一直开着，八家马达岂不为你阁下一狗，都要报销乎耶。”她勃然大怒，“砰”的一声，把门关住。我也大怒，把门打开，瞅了她玉容一眼，也砰的一声，再关一次。

然而最紧张的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时分，我有事出去，而一位青年才俊正靠在大开着的总门之上，跟一位窈窕淑女，在那里猛烈地谈情说爱，打死我也不明白，他为啥非靠着开着的门不可，关起来的门照样能靠呀。趁他不备之际，我就把门带住。这一着大概伤了他“死要面子”的优秀传统，在女朋友前丢了人啦，他跳起来，就要动武。柏老一看情形不妙，立刻采取紧急防卫，从口袋里闪电般掏出——依目前的风俗习惯，理应掏出扁钻的，我既然没有扁钻，所以只好掏出钥匙，再把门打开，以平民愤。

和对讲机风波同时发生的，还有人车之战。这个新社区没有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千里迢迢，越过马路，到马路对面公共电话亭。这条马路曰“北新路”，即台北到新店的路也，十年前还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今车马却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风驰电掣，简直没有个完。台湾交通的紊乱，司机的英勇，车辆的凶猛，都占世界第一位。有些洋大人仅只看了台北市区街头，就血压高升。他如果看了北新路上横冲直撞，每辆车都像屁股后着了火，斑马线、红绿灯，一概不在眼下，恐怕心脏都会爆炸。而柏杨先生的新居，恰恰首当其中。

话说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三日晚上八时左右，柏杨暨夫人，为了借钱，去给朋友要电话。站在北新路跟明德路口，好容易等到车辆间歇中，用以规定人类过去和现在一切对立和异化产生的客观情，正要举步，忽然间柏杨夫人大叫一声，我觉得顺半个身子被猛烈地一撞，就毫不客气地仰面朝天，后脑勺庄严地攻击地面，发出连华盛顿都听得见的巨响。当时还神智清醒，原来一辆黑漆一团的摩托车竟然在慢车道上靠左行驶，把我撞翻了之后，扬长而去。老妻扶我回府，不久就陷于昏迷。恰巧隔壁住了一位医生老奶，前来诊治，看我既没有呕吐，瞳孔也没有放大，嘱老妻安心，但告诫曰：“每半个小时都要把老头叫醒一次，问他一点话，如果神智清醒，就没有关系，如果神智不清，那就要马上送医院，可能是脑震荡。”

如此这般，我躺在竹板上，每隔一会就被泪流满面的老妻像叫魂似地叫醒一次。一天一夜之后，我才苏醒，除了浑身酸痛，右臂血流如注外，简直跟没有被撞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为我出书的星光出版社老板闻讯赶来，一进门看我正在活蹦乱跳，先是如释重负地长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咆哮曰：“老头，你欠我那么多出版税，应该守身如玉，洁身自爱才对，怎敢做出乱撞摩托车这事。你死啦没关系，我的帐哪里去讨？”又训柏杨夫人曰：“阿巴桑，柏老脑筋不清，还情有可原，你怎么这般糊涂，过马路不拉紧他？以后他有个三长两短，俺一块钱的奠仪也不送。”说罢悻悻而去。我气得一直等他走了好远，才发现忘了向他念三字经。

柏杨先生真是一个老泼皮，屡经大难而都不死。但从此我每次过街，都两腿发软，盖北新路仍化外之路，这一带乃化外之地，车辆闯闯红灯、闯闯斑马线，根本算不了啥。而竟然还靠左奔驰，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干涉，此路遂成为恐怖之路矣。——附带奉劝全国同胞，如果不幸驾莅此路，过街时千万小心，不但要前看、左看、右看，还要往屁股后看。

公寓的总门常开，和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