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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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了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意矣。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过为了提供洋大人欣赏“东方色彩”而活着的也。真的是这样的话，台北高楼大厦和电梯、电冰箱，都该一扫而光。第四，主要的是，依正常的理性判断，日本一向是从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从左向右的写，会发出“大以为不当”的应。犹如日本老奶们从不缠足，能讥讽中国老奶也不缠足乎？对啦，提到女人缠足，那真正是东方色彩，更是古老的中国色彩，我们是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见识见识，就仍硬缠不放？说谎也得有点想象力，靠搬洋大人，似乎没太大用场。

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布里奇曼（PercyWillamsBridgman，1882—1961）美国，容易衡量。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个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我真不明白，崇洋媚外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日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公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使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既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假如“国民身分证”“A字第1O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分证”“号8684892O1第字A”。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得浪费时间“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而相对地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时代有反对进步的顽固分子。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文化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地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得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地套到头上，套得两眼昏花，招架不住，“无行”送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捍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他辛苦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辽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找到开封，把后恶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汉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筑上一钯，借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不可闻也，臭而不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烂，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对手干上一记流行。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德国的尼采、胡塞尔为这一学说，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丑闻会自动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佳话会自动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得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于，专拣软的捏。没权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膻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炉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遂倒了八辈子霉，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分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自然辩证法关于自然界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得哇哇叫

恶补大国

任何一件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它一定诞生，一定成长茁壮，搬块大石头压也压不住。没有了这些社会条件，你就是敲锣喝道，它还是不出来。君不见到处都有美容院乎，鼓其如簧之舌，保证满脸皱纹的阿巴桑，只要花上几两银子，被它那么一搞，立刻就千娇百媚。柏杨夫人前些时忽然冒出返老还童决心，不断向我伸手。而我是视钱如命的，岂肯乱用到那些骗子婆娘之手。柏杨夫人嚎曰：“老头，你不愿你老婆如花似玉呀？”凭天地良心，天下哪有丈夫不愿自己妻子如花似玉的哉？不过据我的考察，就是把五十吨的密死佛陀堆到柏杨夫人头上，恐怕她阁下也如花似玉不起来。但是她老人家仍是往美容院猛跑，我虽然引经据典，并且弄了些洋书和洋大人的名言隽语，以张声势，结果他老人家猛如故。一年下来，尊颜未改，而我的稿费单却常常失踪，良堪痛心。

于是柏杨先生发现，世界上似乎只有美容院，却没有丑容院，不禁恍然大悟，假使有位学问庞大的朋友，在台北开一家丑容院，宣称用不了十分钟，就能把一个如花似玉变成一个阿巴桑，恐怕能把他这个老板饿得死去活来。这道理连三岁娃都知道，人有爱美的天性，不但女人有爱美的天性，男人爱美的天性更为勇敢，所以女人为了漂亮而花再多的钱，臭男人都付得起。这种形势，连飞机大炮都挡不住。如果开了丑容院，同样的，用飞机大炮，也不能把太太小姐轰进去。

恶补——恶性补习——也是如此。记得三四年前，或五六年前，某报社论突然宣布我们是“文化大国”。可惜自从猛叫了那一声之后，除了柏杨先生印象深刻，忍不住偶尔响应两句之外，已没人再提，大概是不好意思之故。我想，文化大国似乎太谦，事实上我们是“恶补大国”，台湾补习班之多，实习班之大——高楼巨厦，冷气电梯——以及教习待遇之高，使有些官办的学堂，黯然失色。补习班老板一个比一个阔，有的脑满肠肥，有的身揣绿卡，有的还在加利福尼亚海滩，别墅焉、地产焉，好不风光。一些“恶补大王”型的教习，更是身价非凡。柏老就有一位朋友，身在台北，每星期去台南一天，由台南补习班敬送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