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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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家奴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于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布，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教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尸。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铝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载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地“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得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鸿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拼命地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僵尸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于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地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分而食之

八○年代第二愿是——吃饭分饭。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太多的奥秘，教人越想越糊涂。即以吃饭的方式而言，至少就发展出两大形态，一是洋大人的分而食之，一是中国人的聚而食之。为啥形成这两大差异？当初是哪位太乙真仙捣了那么一下鬼，捣得如此这般的截然不同，真需要专家学人，追根究底，找到他阁下，问问他到底是何居心。

聚而食之的场合，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庭的焉，一种是伙食团的焉，一种是宴会的焉。不论哪一种，都同样地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而且成了专门制造疾病的细菌传染工厂。有些卫道的酱瓜之士，一听说不卫生，马上热血沸腾，号曰：“洋大人亲嘴就卫生啦？他们火车站也亲，飞机场也亲，马路上也亲，怎么不传染呀？偏偏中国人骨肉团聚在一个饭桌上，不过共喝一碗汤，共吃一盘菜，就不卫生啦。崇洋媚外，也不能崇洋媚外到这种程度呀。”呜呼，亲嘴有它特定的对象，而且往往只不过一阵子，过了那股热劲，也就自动收山。聚而食之，却是每天三顿，病河永浴，白头偕老的也。而且贵阁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乎，穷措大朋友年初时买了半碗食油，放到桌子上，规定每顿饭时，家人只能用筷子轻轻地沾上一下，以润枯肠。到了年底一瞧，半碗油不但没有吃光，反而成了一碗油啦，盖筷子上的大量口水，倒灌而入，自然猛涨。势大财粗的老爷，如果说聚而食之的汤和菜里，绝对没有别人的唾液，恐怕最忠实的马屁精都无法呐喊响应。夫家庭之聚，吃吃亲人的口水，或许没啥了不起。但是伙食团之聚，或宴会之聚，去吃那些毫不相关，甚至陌生人的口水，就实在他妈的于心不甘。咦，怎知道他有没有花柳病，病菌已经进入口腔？又怎知道他有没有肺结核，病菌已经扩散？更又怎知道他有没有麻疯，病菌已经冒了泡？如果有的话，顺着口水，倒灌入汤菜，然后再倒灌入自己尊肚，一旦躺到床上哼哼唧唧，小鬼敲门捉拿，还不知道该病是怎么弄到身上的，见了阎王报到的填表时，连笔都难下。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当工友，前些时前往探望，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大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在那里毕恭毕敬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武帝采纳，听医生老爷的训话。医生老爷曰：“老娘既有肺结核，就应该教她单独进餐，为啥还要挤在一桌？弄到今天这种样子，一家人都成了痨病鬼。”大人喘气曰：“我们于心不忍呀。”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是生非，猛地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

疾病传染固然是常识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问题，在聚而食之的景观这定，汤碗里也好，菜盘里也好，无一不是病菌老爷的聚会场所。它们一个个身轻如燕，从四面八方，乘着口水，驾着唾液，蜂拥而至，一番联欢，交换心得之后，再顺着筷子汤匙，各奔前程。包管先是“病从口出”，接着是“病从口入”。

除了疾病传播，聚而食之似乎还有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小就在饭桌上对自私的心性，作过度的培养，培养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反应——目光如豆，勾心斗角。

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原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肯定世界本原是精神的，是，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占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则是稗子、沙子之类动植矿物。米的成分当然不会那么少，那么少还能吃哉？但菜的可怜，可想而知。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几乎用最精密的食油探测器都探测不出啥。偶尔有盘花生米，立刻天下轰动，约法二章：“只准骑马，不准坐轿。”骑马者，只能夹一粒；坐轿者，筷子平放，划地而起，一下子就是三五粒。嗟夫，一盘能有几个三五粒耶。这种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固余味无穷，但当时却是高级知识分子，在聚而食之压力下被逼出来的嘉言懿行。

柏杨先生不行或有幸，曾参加过一个大伙食团，跟抗战时的学生老爷一样，见饭愁的镜头，再度重演——不过经常却是都有几块肉的，而奋斗的目标也就信可那几块肉。嗟夫，在聚而食之的战场上，最可怕的有三种人物，一曰“菜狼”，一曰“菜虎”，一曰“菜端”——菜端最最高竿，英雄好汉把菜盘索性端到自己御面之前，别人多看一眼，他的鼻子都能冒出烈火。幸好“菜端”动物，属于稀世之宝，不容易碰见。最常碰见的是“菜狼”、“菜虎”。这类朋友的精彩表演，跟知识程度无关。柏老曾一度跟一位大学堂教习一桌，从第一顿开始，菜刚拿到台面上，他阁下就两眼发直，筷子在他尊手中转动如飞，抽冷子就把埋伏在萝卜深处的一块肉丁发掘出来。大家刚要惊呼，第一块“咕噜”一声，早下了肚，第二块已祭到半空中矣。三下五除二，饭才吃了几口，菜已全光。大家这才发现，大势不好，正跟虎狼之辈，面面相对。于是，不久就爆发内战。最初大家顾及他的颜面，只旁敲侧击曰：“文明点好不好，以后大家都得文明点。”，“谁要再抢，谁就是王八蛋。”，菜狼菜虎自然不把书生之见放到眼里，我老人家乃蓄势以待。有一天，等他阁下又用闪电战术，连夹第二块肉时，我照他嘴巴就是一拳，打得他满口吐血。他竟然毫不礼让，立即反击，“咚”的一声，我就仰面朝天，痛得哇哇怪叫。别人以为发生命案，赶来拉开，问明了原委，叹曰：“两个老家伙的年龄加起来一百三十岁，又听说你们好像都受过高等教育，却为了抢一块肉打架，害不害臊？”

呜呼，害不害臊？当然不害臊。一个人的热量如果低过于两千三百卡路里，就不会害臊；如果低过于一千五百卡路里，连羞耻之心都没有啦；如果低过八百卡路里，那就要杀人放火，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我们似乎还没有低到连羞耻之心都没有的程度，所以最后协议，改为分而食之，逐块分开肉，再逐个分开萝卜。于是圣玛利亚的奇迹出现，该大学堂教习忽然间文明万状，也不瞪眼啦，也不猛抢啦，平常菜都不够吃的，也够吃啦，而且还有剩的，总是留一块肉或半块肉到下顿没有肉的晚饭时吃。

不仅伙食团的聚而食之有这种奇观，纵然家庭中的聚而食之，也有这种奇观。兵强马壮的大哥大姐，往往先下手为强，对准一道好菜证伪了。，立刻风卷残云，有些还身怀绝技，只要往火锅里一搅，就能把精华全部夹住。弱小民族的小弟小妹，抗议的抗议，嚎叫的嚎叫，气壮山河，声震屋瓦。老爹老娘则拉着嗓门吆喝，一会教训小子不准在盘子里连夹两次，一会告诫丫头不要在锅子里翻江倒海找虾仁，一会安抚小弟小妹要学“孔三岁，能让梨”——可是孔融先生让了大梨，还有小梨，小弟小妹让了那个鱼头，就再没有鱼头矣。于是大的喊，小的跳，老的擂桌子。

呜呼，聚而食之有百弊而无一利，分而食之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国人应有拒绝吃别人口水的权利，应有不在饭桌上抢菜的尊严。而且，分而食之可以吃多少夹多少，免得暴珍天物，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不应该被吃得更穷。

更主要的是，聚而食之完全靠礼让来维持，只能律己，不能律人，律人就必然发生冷战热战各种之战，不但伤感情，简直伤理智。而单方面的律己，不能持久。必须把礼让纳人有形式可以遵循的秩序，才算秩序，不能全靠内省工夫。聚分虽是小事，但它每天三次出现，长年累月，影响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太大啦。只有改弦易辙，才能帮助我们逐渐恢复坦荡的胸襟，至少可以使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先行在吃相上，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

互相称呼名字

八○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只有量的渐变，而无质的飞跃，其结果，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