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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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得出，他阁下当初也是一个多么可爱可亲的小娃娃乎哉？从一个可爱可亲的天真无邪，变成现在这种面目可憎，原因是啥？他们为什么会变？或是谁教他们变？，有时候固是社会把他们折腾得不得不变，但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应该自己承担，盖并不是每一个老头，都一定会丧失赤子之心也，只在于赤子之心被私欲壅塞——赤子之心越少，人性跟着也越少。吾友希特勒先生就有他纯真的一面，心爱的金丝雀死啦，他就哭成了泪人儿。可是这可爱的情操只昙花一现，就被兽性撕碎，屠杀起犹太小民，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残忍的披着人皮的畜生之一。孙淡宁女士在台湾接触到五气人物，比希特勒先生还差十万光年，似乎用不着担惊害怕。但这种人物，如果多如牛毛，影响可就大啦，那将把中华民族逐渐地拖下一个没有公理正义、没有仁慈祥和的毁灭深渊。

所以，孙淡宁女士一心一意要办一个幼稚园，她的伟大设计是：把四十岁、五十岁以上，一些自以为不同凡品的小家伙和老家伙，分期地送到幼稚园里，教他们洗尽铅华——所谓“社会地位”啦，“学问”啦，“财富”啦，凡后天得来的玩艺，统统抛掉。大家挤在一起，重新过儿童生活，教习当然不是漂亮的保姆，而是请一些正在小学堂念一二三年级的孩子出马，教老头们“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爸爸妈妈真伟大”、“青菜腐最营养”。从儿童身上发掘出来人性的美好，把后在身上披挂的一些零件，像船底寄生的蛤蜊蚌壳一样，洗刮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伟大教育工程。在佛教世界里，人翘了辫子，前往阎罗王那里报到，冥途漫漫，年幼的思父思母指导战争的正确方法是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理论和，年长的思妻思子，年老的思儿思女，大亨则想起他的权，大师则想起他的名，大鼓则想起他的钱，自然悲悲切切，肝肠寸断。到了奈何桥头，已走得口干舌喝，有一家咖啡店在焉，那咖啡不是真咖啡，而是“迷魂汤”，一杯下肚，就把过去忘了个一滴不剩。然后投胎转世，重新做人。这个例子似乎不太恰当，盖迷魂汤是使人忘记一切，而幼稚园是使人回到他的童年。不过其使人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则是一也。

问题是，幼稚国跟吾祖柏拉图先生的理想国一样，只能纸上谈兵，无法真刀真枪地干。柏杨先生曾向孙淡宁女士催了又催，催得她招架无力，落荒而逃，现在不知道逃到啥地方去啦。吾友耶稣先生曾有言曰：“凡是承爱天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倒不希望进天上的天国，只希望进地上的天国——民主、法治、富强、和平。

假设孙淡宁女士感觉到千头万绪，无法下手，则只有仰赖中国人的自觉矣。酱缸日深，再限陷下去，将来如何处拔哉耶？一想起来，就汗流浃背

有嘉许、有飞帽

八○年代十二愿，已经写完。每个从在“年”或“年代”开始之初，或在“世纪”开始之初，都会有无限澎湃的热情。柏杨先生希望能活到二○○一年，再写一篇二十一世纪十二愿，那时候的十二愿可不要旧事重提，如果旧事重提，中国人恐怕无力再振矣，只好大哭一场矣。希望那时候的十二愿是：愿海洋彻底开发，愿人类登陆冥王星，愿台风地震和火山爆发之类的天灾，可消除或防止，愿每个家庭只要拥有一辆汽车就行啦，凡拥有两辆以上汽车的朋友，不准竞选公职，盖社会虽已极度繁荣，仍须节约惜福也，等等。

所以，柏杨先生于八○年代开始之初，提出十二愿，实在稀松平常，并非心怀大志。西洋一则小幽默说，一个孩子在祷告时，愿上帝把罗马赶快搬到希腊，迟了就来不及啦，盖他阁下在考卷上是这么答的，下课后发觉大势不妙，只好求上帝帮忙。上帝听了之后，可能也替他急得团团转，盖孩子的心固万分至诚的也。柏杨先生十二愿，也是这种万分至诚，而且所提出的愿望，没有一件使上帝发毛的事，都是中国人自己可以办到的，我们不要求罗马搬家，而只希望中国人不再窝窝囊囊，靠着意淫过日子。

十二愿文虽写完，意却未完。因报纸字数限制，不完也得完，仍有若干意见，有些是在把稿件寄出之后才想起的，有些则是朋友们或读者老爷老奶拜读了敝大作之后的反应，谨再作一补充

关于取消籍贯

特别感谢域外人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一文：《户籍法应重新解释》，对柏杨先生的建议，隆重嘉许。我提出的仅只一项原则，域外人先生则进一步在现行法律上讨论实行的可能性。盖现行的户籍法，基本的立法意义是取消籍贯的，只是被矛盾的条文摘砸啦。域外人先生指出，户籍法第六条曰：“本籍以所属之省及县为依据。”（这就是我们嚷嚷的“出生地”。）但第十六条却伸手就打了自己一巴掌，曰：“子女以其父之本籍为本籍。”于是问题出笼，在台湾的漳州泉州老乡，如按第十六条规定，他们的本籍仍是福建省，如果按第六条规定，则成了台湾省。上帝不能搬罗马，中国的官老爷却能随便搬省籍，似乎神通更为广大。不知道当初拟定这些条文和通过这些条文的朋友，何以如此地法力无边也。域外人先生曰：“对先后移民的本籍，划分不同，原因是引用了互相抵触的户籍法条文。”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的官大，谁的理也大。官手一指曰：“你适用第六条。”福建省人就成了台湾省人。官手再一指曰：“你适用第十六条。”台湾省人就成了福建省人。随心所欲兼得心应手，官既乱点地域谱，民只好以地域观念回报。

然而，既有人嘉许，也就有人飞帽。台北《扫荡周刊》创刊号封面上，赫然出现大标题曰：《瞧瞧柏杨的国际主义》，不由大为紧张，不知道我啥时候又被封为“国际主义”啦。奇文不可不赏，照抄于后，以广流传——

籍贯是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根本，除非断弃这两样生存宝贝，否则不能取消籍贯。前年轰动全球的美国文学名著电视影集《根》，就是美国黑人追寻其祖籍的感人故事。结果，使美国白人深受感动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的努力，生活、学习上态度积极，，纷纷研探家谱，使日益严重的美国家庭问题，得以起死回生（柏老按：《根》竟使日益严重的美国家庭问题，得以起死回生，这灵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口开河，兼落花流水），前驻台北美国新闻处长司马笑先生，即曾以严肃的学术工作态度，追寻证明其祖籍是中国（柏老接：如果一个中国人以严肃的学术工作态度，追寻证明其祖籍是荷兰或日本，恐怕不得了啦）。最近来台访问的美籍议员早川雪先生，出生于加拿大，早已归化美国，犹不忘其祖籍的日本姓氏（柏老按：不忘姓氏祖籍，和籍贯是两回事，扯到啥地方啦）。中国能屹立五千年不亡，华侨在海外能不被同化，根本的原因是不忘祖籍。柏杨最近有三大历史著作问世，难道说，他研究中国的心得，竟是取消省籍吗？（柏老按：祖籍和省籍不同，这么轻轻地纠缠在一起，一点都不怕闪了脖子。）

柏杨的意见，继取消省籍之后，还要取消国籍，全世界都变成“地球人”（柏老按：白纸黑字，我可没这么说）。此非有意送红帽子，不过这“地球人”三字，很容易使人想起多年前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一直用“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来蛊惑弱小民族，结果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高鼻子蓝眼睛，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或条顿，斯拉夫（柏老按：日本帝国主义可不是高鼻子绿眼睛的，恐怕是不忘不行）。孙中山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就苦口婆心，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一再强调民族主义是根本。今天居然有人为了凑和“新生代”，说不要省籍，要改成“地球人”！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迫害，还不够深吗？

柏杨说许多下一代的外省同胞，不知道自己籍贯在地图上哪一块。这是诬蔑！不但诬蔑了在台湾的所有外省同胞，而且诬蔑了国家教育，以及全国各级地理学科教师（柏老按：诬蔑不诬蔑，只看那是不是事实，好像不能看蠢血沸腾。）照柏杨讲，大家成了“地球人”，是否连“中国人”三个字都要忘记呢？恐怕“地球人”还在帝国主义腰包里，梦想“地球人”的人先要成亡国奴了。

拜读完了这篇大作，香汗淋漓。这正是中国传统式的争论典范，情绪激昂兼磨刀霍霍。先声明“无意送红帽于”，却“忽冬”一声罩上“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这股劲使得太大，没有几个人承当得起。特此声明，柏杨先生认输，算你赢啦

关于分食

聚而食之的毛病，至迟在四○年代，就已经发现，而且有过具体的改良。抗战期间，设在重庆南温泉的国立政治大学堂（那时名称是中央政治学堂），为了避免吃别人的口水，乃采取双筷之制。八人一桌，每人面前放着一小碟和两双筷子，一双是夹菜的，把大盘里的菜夹到小碟里。然后，放入“菜筷”，拿起“食筷”，再从小碟里夹送尊口。扒拉饭之后，再放下“食筷”，拿起“菜筷”，如此这般，运转不息。柏杨先生有一次去该学堂做客，第一次碰到大场面，手忙心颤，总是忘了换筷，不断用夹菜的筷子往嘴里塞，每塞一次，群雄无不瞪眼，吾友就向我猛踩，一顿鸿门宴下来，除了浑身疲惫外，还两脚红肿。

这当然是不习惯之故，如果久啦，自然能驾轻就熟。但这件事却给我们两点最最重要的启示：第一，至迟在四○年代，当时身居高位的有些官老爷，已经发觉聚而食之的危险性，必须改良。第二，改良虽然改良，却只枝枝节节地改良，脑筋酱在聚而食之古老的传统里，没有胆识敢在根本上突破。八人一桌，把菜分成八份，恐怕天下最简单容易的事，莫过于此。即可省掉共用的四个大盘，每人又可省掉一双筷子。既可以腾出空间，又可以节省时间。贵阁下听过京戏《凤还巢》乎哉？烧包大少爷曰：“脱下我的睡衣，穿上我的家衣。脱下我的家衣，穿上我的外衣。脱下我的外衣，穿上我的公衣。脱下我的公衣，穿上我的出衣。”嗟夫，不要说真的去干，仅只在台下听听，都会累出砍杀尔。换筷之举，双筷之制，效果跟这差不多，所以不久就自行殒灭也。

我们想不通的是，既已察觉到聚而食之后果堪虞，为啥不索性分而食之。

聚而食之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引起“抢菜”斗争，一旦发生抢菜斗争，立刻化友为敌，鼻孔冒烟。长年累月地，跟不共同桌之仇西曼德的论自然，已失传，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挤在一桌，不仅消化不良，还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抢”固伤情，“让”也伤物。像筵席之上，或者有客在座，主人就像汽车上的定期自动雨刷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举箸呐喊，呼吁客人不要客气，客人当然非客气不可，结局是剩菜如山。明明垂涎三尺，想吃盘子里那块排骨的，可是只剩下一块啦，为了维持尊严，不肯下手，该块排骨只好丢掉喂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果分而食之，大家各取所需，就不致如此暴殓天物。呜呼，有人认为中国是被吃穷的，如果更精密地分析，恐怕是被聚而食之吃穷的也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尔仁尼琴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得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无矛盾，二者合而为一。主张儒道合一，行“内圣外王”之，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于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于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胡于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板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元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休谟则认为经验就是认识的对象和范围，否认外部世界（贝，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秀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时，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丽，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于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丽”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