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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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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皱纹——他却认为柏老好得不像话，几乎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结论由谁决定？难道各发一把牛耳刀，要他们决斗取胜乎哉？
国文教习又曰：“我们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轻重？”这可跟神经病无关，连亲爹亲娘，气得两眼冒火时，打亲儿亲女，都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孔丘先生告诫小子们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问题是，亲儿亲女敢溜，学生敢溜乎耶？不溜还好，一溜恐怕更使教习暴跳如雷，怎么，你抗命呀？你瞧不起我呀？你还不知道承认错误呀？打得将更英勇。年纪轻轻的国中教习，有啥凭据证明每一个都知道轻重？台湾省立玉井高级中学教习王煜先生罚学生陈国荣跑步跑死，嘉义县立大林国民中学堂教习钟献元先生殴打学生陈英贤重伤住院，高雄市立盐埕国民中学教习庄金水先生把学生骆宗名打出脑震荡，桃园县立复兴国小学堂教习刘邦彬先生用麻绳把学生黄天惠绑起九小时，用竹鞭抽打。这几位教习难道都是神经病哉？一时气冲斗气，把不住“适当”的分际罢啦。来信的国中教习，他已认定某些学生是“坏蛋”，认定某些学生“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在这种认定下，爱心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穷的轻蔑和嫌恶，一旦下手，恐怕把持不住。教育部不准体罚，固然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幼苗不受摧残，也同时是为了保护教习不致官司缠身。“良心”只能自省，不能作为伤害别人时的金刚罩护身符。
这位教习和这类教习，既已推出“打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的伟大发明，所以柏杨先生没有本领告诉你阁下如何去做。只能告诉你，对“坏学生”的爱心，不是体罚，而是更加倍的爱心。假使这点办不到，犹如一个不信神的人不适合当牧师一样，没有爱心的人，也不适合担任教育工作
中国人、中华人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一
大家一提起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都会生气。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侵略者，认为仅靠开枪开炮，就可以“八弦宏宇”。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日本人对亚洲国家的了解，远超过各国对自己的了解。一九三○年，日本人对中国东北，比中国还清楚。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英国还清楚。对印尼，比荷兰还清楚。对菲律宾，比美国还清楚。以致日本佬愤愤不平，认为有权收归己有。
日本人为了打邻国的歪主意，而去苦下研究工夫，使人跺脚。如果抛开这一点，而仅就他们对邻国研究的精神和了解深度，却使我们脱帽“致良知”之说，认为人只要发掘良知，剔除私欲，推及天下，，不但脱帽，并且汗流浃背，自顾形惭。盖对别人打主意，固然需要了解，就是要跟别人做朋友，同样也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参战，大批美军开到英国本土，美国小伙子和英国大姑娘，难免一见钟情兼不可开交。习惯上，英国人接吻是左颊先上的，美国人接吻却是右额先上。为了避免两鼻相撞危机，美军司令部下令他们的阿兵哥跟英国女孩子先礼后兵时，要入境随俗，左颊先上。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当两军接触，进行战况之际，仍然发生两鼻相撞节目。原来英国妇女团体为了敦睦国际友谊，也下令给老奶，要她们改为美国式的右颊先上。这跟男人世界右手握手一样，一个人忽然伸出左手，恐怕是握不成。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用左手握手的国家，就必须先行了解他们，才能一拍即合。
不了解别人，不但吻接不成，甚至连朋友也交不到。可是多少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一直处于朦胧状态，对在外国的中华人，更朦胧得厉害。我们对唯一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美利坚，也不过皮毛。而对其他国家，像百年世仇的日本，抗战打了八年，死了千万，结果仍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于唇齿相依的一些邻邦，所知的更属于瞎子摸象。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的第三天，《南洋商报》派了一部车子，要载我们贤夫妇去郊区长长见识。我一听“郊区”，就忍不住要笑，这么一个小岛还有郊区呀。但我没有笑出来，不是礼貌使我不便笑，而是被朋友铁青的脸色吓得把露出的大牙急忙用嘴唇包住，朋友问曰：“你们中国人以为新加坡只有两条街，是吧？”我立刻说不是，他瞪眼曰：“好老头，还不招认。”我只好招认好像似乎听谁这么说过。呜呼，这不能怪我，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钟摆式人物——钟摆式者，摇晃在自傲与自卑两极端的人物也——整天蒙着被想仙女散花，不开眼兼不开窍，我老人家不过其中之一罢啦。然而接着就是回到台北后的第三天（也是第三天），一位元老辈大亨，拍我的肩膀曰：“听说到了新加坡就跟到了中国任何城市一样，对吧？”当然不对。他不管我正要张口回答，又开腔曰：“听说新加坡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对吧？”当然更不对。他大概看我神气有点邪门，急改口曰：“我的意思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中国人。”我曰：“老爹容禀，我在新加坡所看见的，除了观光客外，到处都是新加坡人，却没看到一个中国人。哎呀，倒是看到了两个，一个是女明星，一个是女明星的妈，在那里淘金哩。”这回轮到他阁下神气有点邪门啦，大概认为我的回答不能符合他预定的答案，遂收回拍在我肩膀上的贵手，悻悻而去。本来以为这次开口借钱，准不落空，结果被我的老实话砸了锅。这又怎么能抱怨他哉，我老人家从前固也是这么胡思乱想的呀。
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人和中华人不同，就跟美国人跟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一样。再迷糊的英国人，都不会把美利坚人认为是英国人。里根总统先生一旦去伦敦访问，舰队街的报纸，如果报道曰：“英侨里根回国观光，对祖国各项进步，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侨居地后，当仍一本热爱祖国的初衷，继续为侨社服务。”恐怕纽约市的帝国大厦，都会冤沉海底，以示奇闻。然而，中国人心里却一直奇痒难熬，只要是中华民族的苗裔，管你是哪国人，统统装到自己口袋里，仍把他硬当成中国人。于是，大家一股脑成了“华侨”——在外国侨居的中国人。这种梦里相思，一直到一九六○年代，美国参议员邝友良先生抵达台北访问的前夕，大衙门才忽然间从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通知台北各电台各报馆曰：“他可是美国人呀，只能说他是华裔，可不能说他是华侨呀。”于是，“中国人”跟“中华人”，“华侨”跟“华裔”，在中国公文书上，才第一次被承认他们的分界。不过，等到这件大事过去之后，大家又恢复一厢情愿状态，继续认为凡是在海外的中华人，都是“华侨”，只邝友良先生跟一二大人物除外。
呜呼，中国人是法律的，中华人血缘的。称为中国人，必须具备中国的国籍，不管你是中华人学”中的“意识流”。，或是突厥人。而具备其他国家国籍的中华人，绝对不再是中国人矣，只能称他们为“中华裔”、“中华人”。仿佛是这样的，已不能说华语的，是“中华裔”；还说华话，而且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是“中华人”。
——为了和“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对称，又为顾我老人家不喜欢单音节发音的缘故，擅自把“华人”改为“中华人”，敬请参考。
——中国人，中华人，这种称号在英文里就不发生问题，管你是中国人也好，中华人也好，一律Chinese。柏杨先生这次访问了两个国家，华文报纸有志一同，称我是“台湾作家”，避免用“中国作家”，外交形势使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只有英文《海峡时报》称我是“Chinese作家”，我才兴高采烈地庆幸恢复了本来面目。盖Chinese固可当中华人解，亦可当中国人解也。
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稍后再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华人朋友（注意，可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华人）理智中，那我们就能够设想出现实的存在物是比它更伟大、更，全部用标准的华语（再请注意，可不是用“国语”，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国语是马来语），对我热情如火之余，往往曰：“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吉隆坡一家畜牧杂志老板叶顺泉先生，在向我“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之后，忽然拍大腿曰：“前年我去曼谷，那边华人一句话一句‘我国’，他妈的真别扭，可是今天我却向贵老头脱口而出。因为事实上，这是我的国家呀。”呜呼，这种认同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美国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英国人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不是天经地义是啥。
他们的国家是他们效忠的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他们的国土是他们世代定居的新加坡岛和马来亚半岛。只有精神恍惚的中国人一口咬定他们是“华侨”，再一口咬定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是他们的“侨居地”，而这正是中华人最厌恶和最恐惧的。他们几代下来，刻苦耐劳，兢兢业业，好容易在那可爱的国度里生根，远在千万里外的中国人，却情不自禁地把他们拔出来放到地面上，套句流行的黑话：不知道“是何用心”也。
有人说，台湾用的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呀。好啦，抬出“法”就好办。问题是，遇到了邝友良先生一二大人物，属人主义的国籍地跑他妈的哪里去啦？时代不同，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应该修改，至少应该增加它的弹性，不能对大的不敢碰，专找小的捏。除了自己闭起门下笔时舒服舒服外，恐怕还遗害无穷。闹到最后，别人对中华人曰：“原来你们都是华侨呀，啥时候离开俺这个侨居地，回你们的祖国去呀？”这比“英侨”里根先生，以及“德侨”基辛格先生面对这种场面时，可糟得多
言语浓于血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二
人类的肤色和长相不一样，已是一大奇事，而又各说各话，更是奇上加奇。以柏杨先生之尊，就弄不明白当初是怎么搞成这种样子的。我于五○年代第一次去日本时，一下船就大吃一惊，盖到处哇啦，全是日本话，不但老头老太婆说日本话，连三岁娃儿也说日本话，倾盆而出，字正腔圆，搞得我无法插嘴。这次我老人家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飞机场，等候前往槟城班机时，就曾热闹一阵。盖尊肚忽然作怪，去了趟毛坑，公事办毕，回到候机室一瞧，大事不好，柏杨夫人影踪全无，准是时间已到，上了飞机，先行走他娘啦。当下一个箭步，就要夺门而出，被一位黑脸的马来人官员一把捉住，开始唇枪舌剑。他说的马来话我不懂，我说的中华话他也不懂，狗急跳墙，英语出笼，说了半天，他不懂如故——这也不能怪他，盖我的英语，不但他不懂，连我也不懂。然而不懂没关系，教我过去就行，偏偏他既要看护照，又要看机票，那玩艺都在柏杨夫人身上，我怎能掏得出来乎哉。唾沫横飞既无效果，眼看就要比划几拳，死婆娘这时候姗姗露面，把我救出重围，咬牙曰：“你打架打到外国来啦，还差半个小时，慌张些啥？”我吼她不该走开的，她曰：“这倒稀奇，连去洗手间也要你批准？”我还要发疯，她泣曰：“老头，求求你，不要再土头土脑好不好？”
呜呼，这不是土头土脑的问题，而是言语不通问题，谁教世界上有那么多乱转弯的舌头乎哉。我老人家当时就定下宏愿，如果那么一天惠施（约前370—前318）战国时哲学家，名学代表人物。，当选上帝之职，法力无边，我就吹口仙气，教全体人类都说一种言语。
——不过，人类所以各说各话，好像就是现任上帝决定的，《旧约·创世纪》曰：“那时（开天辟地后不久），天下人的口音口语。都是一样的，耶和华说：‘看啦，他们是一个强大集团，用同一言语，团结起来，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变乱他们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如果这是真的，柏杨先生一旦继任宝座，包管他对阁下这项古老决定，全盘推翻。
——问题是，不要说统一人类千万种言语啦，就是想统一世间两种行车方式，都不容易。各国现行行车规则，共分两类，一类靠右一类靠左，柏杨先生打算先办一件事，就是建议由两边各派一个代表，抽签决定，再不然来一块决斗，也很轰轰烈烈，靠右朋友胜啦，大家车行都靠右，靠左朋友胜，大家车行都靠左。现在这种各凭高兴的两分法，既无道理，更乱视听。
华语里的不同方言，造成中华民族内部隔阂的程度，不亚于各国不同语言造成各国间的的隔阂。吾友丘吉尔先生曰：“血浓于水”。柏杨先生认为仅靠“血”恐怕“浓”不起来，应该是“言语浓于血”。即令是父母子女，老爹老娘说的匈牙利话三个世界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提出的理论。认为世，儿子女儿说阿比西尼亚话，“血”的功能也要大大减低。
人人皆知有关筷子的一项寓言，这寓言出自吐谷浑汗国一项真实史实：老可汗把儿子们唤到跟前，教他们折断一根筷子，再折断两根筷子，都易如反掌，但当他们折断一把筷子时，却眼如铜铃，盖一把筷子坚硬得好像一块铁桩也。方言足以使中华民族血谈于水，不但成不了铁桩，反而成为一根根游离的脆弱的筷子。
方言是一种言语的浪费，也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学会一种言语，而且能用该言语思考，最聪明的人也需要五年或六年的苦苦修炼，不幸遇到言语白痴柏杨先生者流，即令寒窗十载，也等于读到大象肚子里。去年时节，我随柏杨夫人回她母校所在地宜兰，一位本地朋友，酒醋耳热之际，厉声问曰：“我且考你，你会不会闽南话？”闽南话，在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称为福建话。我急忙顾左右而言它，他曰：“别打太极拳，说两句听听。”刚说一句，就露出马脚，他喝曰：“好老头，你来台湾三十年，怎么不会闽南话？准是瞧我们不起！”嗟夫，这真是天大冤枉，会不会本地方言，只跟方便不方便有关，眼瞧不起有啥关也，硬罩帽子，我就一百个不服加一千个不服。我老人家在甘肃、四川、湖南、辽宁都住过些时日的，如果到一个地方都要猛学一个地方的方言，那就啥事都不要干啦，仅学方言就得活活累死。我如果不会普通话，而坚持我的家乡话，把“袜子”念“窝”，把“梯子”念“丢”，把“棍子”念“格栏”，贵阁下耳朵恐怕能冒出烟来。
方言的负担能把中华人压得吐血。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华人除了要学自己所属的方言外，还要学其他各种方言，同时还得学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嗟夫，一个中华人孩子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又译，仅在言语上，就得“三更灯火五更鸡”，断送不少大好光阴。环境逼他们不得不成为“言语天才”，可是正因为人的精力有限，除了少数头脑特别灵光的朋友，大多数只能通而不精。尤其中华文难以书写，遂使中华语跟着没落。新加坡虽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但即令中华人之间，中华语也不能通行无阻。一天傍晚，柏杨先生及夫人，乘坐特别为观光客而设的三轮车，前往中国城一游，那位车夫老爷就只会福建活（闽南话），别的啥都不会，跟老妻有说有笑，我却呆若木狗，而我们固同是中华儿女也。
新加坡政府正推行华语运动——请注意一点，推行华语运动，可不是推行华语，而只是推行华语标准发音，弃绝方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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