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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文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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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这鼓一声，钟一声，磐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磐，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在一定的意义上，诗人并不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的那样是世界的“立法者”，而是万物灵性、神性、诗性的聆听者、命名者和发送者。诗人之为诗人，不是因为他有打破与重建世界现实秩序的能耐，而是由于他能在世俗物化的庸俗生活中站出自身，在表象与本真、遮蔽与敞开、物性与诗性之间的维度上，迎接本真与美的出场，并通过以语言命名的方式，使它们成为能够与世人交流，供人类共享的精神之物。就如这章《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的散文诗，倘若不是诗人，能够在礼忏声中聆听到天地人神交感的和谐吗？能够从人的超越本性出发，感受到静对身心的召唤和洗礼吗？无神论者自然不能感应这鼓一声，钟一声，馨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中心与物的呼吸，即使宗教徒恐怕也只能感受救世主普渡众生的佛心佛意。但我们的诗人却聆听到了“大美无言”的静。静是什么？它绝不只是无声。在无声状态中，只是声音的缺场；而在这里，神性和诗性却进入心灵得以敞亮。在心灵间发生的事情是不同于声音的传播和刺激的，它是“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庄严静穆的降临，是灵魂在瞬间瞥见的澄明之境：青天、白水，绿草，慈母般温软的胸怀。人在日常沉沦中失落的本真重新显现了，我们窥见了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是故乡吗？”是的。它是我们的源初，又是我们的未来。与其说它是宗教的，不如说是美学的。因为当诗人把我们带入这个静的澄明之境时，我们不是得到某种超度或救赎，而是着迷和倾倒：我们首先会惊异诗人在一片礼忏声中“听”出世界上各种生灵的喧哗与骚动；继而又不能不揣摹那动与静对比中静的笼罩和“神明”的站立；然后是感动与共鸣，情不自禁地被带入实在生活之外那庄严、和谐、静定的境界。毫无疑问，前半部分那六个“有如”段奇瑰的想象和描写，奠定了这章散文诗成功的基础。在这里，诗人不仅把听觉感受转化成了视象，而且通过诗人的“灵视”，展开了一个广袤的、冲突的、包罗万象的世界。作者不象宗教徒那样，把现世简单描绘为一片苦海或一切罪恶的渊薮，而是敏锐抓住对礼忏声的感觉和想象，通过动与静、虚与实的有机配合，构筑了一个天、地、人并存的在世世界。礼忏声既作为对比，又作为尺度，同时也作为救赎的因素，被描绘为初夏可爱阳光中动听的鹧鸪啼鸣，月夜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和轻灵的驼铃，死寂宇宙间“大胆的黄昏星”（唯一的光明）和预言家；它美，睿智，神圣而又庄严，因而罪恶向它忏悔，云翳因之洗涤，让人在它面前感到现实生存的空洞，从而向神性站出自身。如此动人和富有意味的声音感知与想象，很容易使人们想到海德格尔阐明的诗性言说：“将天空之景观与声响和不同于神的东西之黑暗与沉重寂聚为一体，神以此景观使我们惊讶不已。在此奇特之景观中，神宣告他稳步到来的近。”（《……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章散文诗中，神也是这样到来的。可贵的是，诗人能在高度集中的感知和想象中，通过语言的命名与恰当的技巧安排，迎候它的出场亮相，让它和人类生存发生紧密的关联，构造无数冲突的波流、相反的色彩和现世的高低等浑浊的、渴求救赎的现世世界，然后一同将它们带入净化静定的澄明之境。前半部分并排的六个比喻，展开得十分具体、细腻，具有徐志摩语言独有的浓艳灵动的风格，但空间非常博大、苍茫，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氛围。后半部分由动而静，由外入内，最终进入心的澄明和瞬间感悟，发出内心的欢呼。与之相对应，诗人采取了诗的排比复沓抒情与散文展开细节相融合的表现手法，——这是散文诗的特点：自由、舒展、纯净而又丰富，十分适合表现崇高和有神秘意味的经验与感受。（王光明）
散文诗 毒药
毒药①①《毒药》、《白旗》、《婴儿》均写于1924年9月底初载于同年10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均署名徐志摩。《毒药》又载1926年《现代译论》一周年增刊。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象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象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松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我们一切的信心象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象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的胸间插着冷光的利刃；”无论如何，这样困兽犹斗式的形象，表面上很难跟风流浪漫的诗人徐志摩联想到一块。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至死也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然而，当我们读到他的《自剖》，就不仅能发现这种矛盾的深层统一，而且会领悟到理想主义文化品格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来。”其实，理想主义诗人都有表面对立的两面：一面是，敏锐激烈的批判；一面是，倾心倾情的赞美。在这章散文诗中，理想主义者爱和平的生性，由于受黑暗沉闷环境的压迫，酝酿发酵成一种不可遇制的爆发（就情感的激越性质来说，甚至让人联想到闻一多的诗《发现》），一种几乎不加节制的渲泄与诅咒。借以“毒药”为题，几乎象杜鹃啼血般地唱一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哀歌，这里显露出了徐志摩作为理想主义诗人的至情至性。正象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介鲁迅时说的那样：“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同时，“毒药”也是一个极好的意象，不过，徐志摩终不能象波德莱尔和鲁迅那样通过整体的想象力来处理它和发展它，获得情境的象征力量和反讽性，而只是作为“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激烈情绪的简单比喻。从作品本身看，情感的表现也嫌直露简单，象“因为……所以……”这样逻辑性而非表现性的语式，让人怀疑诗人在冲动的情感面前失去了控制力，因而说这篇作品有滥情主义倾向也不过分。理想主义由于黑暗的压迫产生一种怨毒式的情感是完全可以理喻的，但艺术创造不是情感的渲泄，而是它的驾驭，它的价值和美的表现。感情的渲泄只能产生一种刺激，情感的美和价值的完好表现才能有持久的艺术力量。《毒药》在艺术表现上不能算是一篇上乘之作。它有限的成功几乎全得力于情感饱和状态下诗人恣肆汪洋、俯拾皆是的才气。这一点，散文诗的欣赏者和创作者当能自明。（王光明）
散文诗 婴儿
婴儿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象一颗弹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①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①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魔”为“魇”。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徐志摩短短的一生，其实都在致力于自己理想的“馨香的婴儿”的迎候。因此，他曾反复提及过这篇散文诗《婴儿》。先来看看徐志摩自己对这篇散文诗的谈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婴儿》的理解。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落叶》）中，引用过《婴儿》之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翼，但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妥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痛苦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甚至过了五年之后，1929年秋，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的一次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秋》）中，还提到：“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指《毒药》，——本文作者注），发泄了我一腔的闷气，但我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的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在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从徐志摩的这些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到两点：第一，《婴儿》不是对真实的人的诞生的描写，它是象征性的，是一个凝聚了作者情感和愿望的诗歌意象，寄托着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第二，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理解了这两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明白，作品中的“婴儿”与产妇的关系，也是理想与时代环境关系的一种象征。或许可以说，难产的“婴儿”象征着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在“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则是当时正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中华民族。由于理想和希望本身是个相当抽象、模糊、朦胧的东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也过于庞大复杂。难以在“婴儿”的形象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因而“婴儿”这一象征形象在作品中显得抽象、朦胧了一些，但这不能算是很大的艺术缺陷，因为作者所倾注一腔情感描写的，是为了分娩这个馨香儿所经受的伟大悲壮的受难。在表现这种悲壮的受难的时候，作者也不象《毒药》那样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有巨大艺术概括力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想象性创造中，徐志摩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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