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文集-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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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在中国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这比起做“在诗集子前面说话”这种“不容易讨好的事”，可要艰难得多了。——徐志摩是应该体会尤深的吧！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样“呐喊”，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普罗”，那样地“迎着风狂和雨暴”，则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掊击。徐志摩这个既“浮”又“杂”的“布尔乔亚诗人”，他在生前死后毁誉错杂的种种遭际，正是现代诗史上一个“非主流的”，“远离中心”又妄谈政治的诗人的典型缩影。这篇《〈猛虎集〉序》正是诗人这种举步唯艰的艰难人生的一种表露，是诗人痛苦而真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剖白。当然，在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来之际，波及面其实也很宽：从徐志摩个人创作经历，诗歌的经验和主张，到“新月诗派”的沉浮和艺术追求，都广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恳求的，真诚热切而又痛苦难言的内心世界之剖白：“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你们一开口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那个诗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的“痴鸟”的比喻、更让人永难忘怀。也许，我们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深处矛盾和痛苦的一面？！徐志摩本是带着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诗意盎然的“湖畔”和康桥回国，而且是怀抱着“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社会政治理想回国的。然而，无论个人情感生活，还是资产阶级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现实中遭到破灭的命运。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艰难争取来的爱情，却嘲讽了他所理想的“白朗宁夫妇”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作出一副绅士风度。在社会政治理想上，更是屡遭碰壁。英国“康桥式”的“爱、美、自由”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都成为：“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落叶》）。而徐志摩又总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屡屡要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可他一开口谈政治，总是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诟病，《西窗》、《秋虫》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这是徐志摩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在中国谈他本来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装很懂）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为诗人留给后世的珍贵诗歌遗产，也决不是那些谈论政治和“主义”的作品。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诗歌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象传声筒那样表达理念。我们也不能仅仅要求诗歌作为时代的鼓点与号角而发挥其外在功能。马克思曾讽刺当时的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恩全集》第1卷，第7页）诗人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诗人必须讲真话，诗歌必须表真情，甚至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一片中，真诚而执著地发出自己的不和谐音。就此而言，徐志摩是足以让人景仰甚或汗颜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个真字。恰如周作人谈到徐志摩时说的：“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国里恐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志摩纪念》）徐志摩真诚地追求理想，真诚地讴歌“爱、美、和自由”，甚至表达他内心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也显得那样的真诚、直率而恳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让我难受又难受……”诗人几乎是在恳切地祈求人们的理解了。面对这样的真诚，还有什么“错”不可以原谅的呢？！事实上，诗人对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诗人“有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对这一现世与此岸的世界作弥补及理想性的升华吗？诗在诗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正是诗歌这一人类之梦和理想的天国，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精神得到保证的诗化生活。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内心世界，象“杜鹃啼血”般地“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欢乐”，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优美诗篇，这还不够吗？（陈旭光）

散文　吸烟与文化（牛津）

吸烟与文化（牛津）一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①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②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彀中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利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①利卡克，未详。②康桥，通译剑桥，在英国东南部，这里指剑桥大学。二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巴菰①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实际上事情可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它的是有组织的生活，它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它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①上巴菰，英文烟草（tobacco）一词的音译。三利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叫名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源宁①先生似的出了大金镑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这分别不能算小。①温源宁，当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后于三十年代初到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天下》。我早想谈谈康桥，对它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它似的始终不曾出口。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①、拜伦、华茨华斯、阿诺尔德②，纽门③、罗刹蒂④、格兰士顿⑤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①米尔顿，通译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著有《失乐园》等。②阿诺尔德，通译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③纽门，通译纽曼（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会领导人。④罗刹蒂，通译罗赛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⑤格兰士顿，未详。四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①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②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林玉堂③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近任叔永④先生与他的夫人陈衡哲⑤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想仿效牛津一类学府；陈、任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任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头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大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憾的现象。①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的地方，至南唐时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宋太宗时改名白鹿洞书院，有生徒数千人，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朱熹曾在此掌教。旧时这一类书院，原是私人研究学术和聚徒教授的场所，后经朝廷敕额、赐田、奖书、委官，遂成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教育中心。②高雪克屋子，通译哥特式（Gothic）建筑。③林玉堂，即林语堂（1895—1976），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当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④任叔永，即任鸿隽（1886—1961），早年参加同盟会，曾留学日本、美国，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校任教授。⑤陈衡哲（1893—1976），作家，笔名莎菲，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徐志摩的文章是有名的“跑野马”风格，这篇《吸烟与文化》也不例外。在我们看来，《吸烟与文化》这个题目可能会写成“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烟文化”，那恐怕就免不了一番史籍钩沉的功夫了。尽管可能会写得质实，但恐怕会缺乏灵动，也极容易吃力不讨好。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避重就轻，从牛津、剑桥（文中作“康桥”）的“抽烟主义”竟然扯到了英国传统的“贵族教育”，扯到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表面上似乎“离题万里”，吸烟不过成了引子；实际上，作者是把抽烟、散步、闲谈、看闲书等都看成了“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并对这种“自由精神”加以鼓吹，同时对那种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加以抨击，这就直接触及到理想的文化教育是什么的大问题了。因此，这一篇也是了解徐志摩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章。徐志摩的文风一向有行云流水之誉，这篇文章就很典型。本文信手写来，涉笔成趣，令人有”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这固然是优点，但这种散漫的文风也给赏析带来了困难，令人无从措手。可实际上作者的“跑野马”风格并非是“如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而是“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不得不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本文初看起来有些杂乱，但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作者并非鼓吹学生吸烟、闲谈，而是欣赏吸烟、闲谈背后的一种文化氛围，一种隐含在其中的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吸烟、闲谈等已经超越了表象的常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才回答了“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的疑问的。作者为点化众生，特意把英美的文化教育作了一番比较，“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显然他把美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阻碍心智自由发展的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把英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适合心智自由发展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所以作者才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赞同恢复古代的书院精神了。在他心目中，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