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中山靖王刘胜，在武帝初立时入朝，武帝置酒招待。刘胜闻乐声，不觉涕下沾裳。武帝问其故，刘胜对曰：“心结日久，每闻幼渺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自己是皇亲，大臣们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群居党议，朋友相援，搞得宗室不亲，骨肉相残，真可痛也。

于是，我们对《汉书》中罗列的诸侯王的各种罪状，不免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说，这些罪状可能属实，也可能不属实，而且各有两种成因：

　诸侯王的另一面（2）

先说属实。第一种成因，就是那些公子王孙确属纨绔子弟，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打转，不知世事艰难，所以荒淫放纵，无所不为。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汉书》最想灌输给读者的印象。但是第二种成因，也是《汉书》所不重视的，即某些诸侯王的荒淫举动还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有些诸侯王的乱来不过是他们保持人身自由的努力，上篇说过的以种种诡计诛杀汉相的刘端和刘彭祖，就是因为汉相由中央派来，除掌管日常事务外，还兼有监视诸侯王的特务使命，他们不堪忍受此种生活，所以想尽办法搞死汉相；又另有一部分人，可能生来不安于安逸生活，而具有某一种强烈的创造力和生命的冲动，如若他们生于贵族之家，倒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如刘彭祖天生酷爱吏事，最愿带一帮人去执行公安局的使命追捕盗贼，但不幸的是他生于皇家，在事业上发展的可能性全被剥夺，这种身份上的束缚使得诸侯王本来正常的举动显得乖僻无理。

从不属实的方面来说，大抵是史书所载，根据的是由中央派去负监视任务的相、郡守等等的汇报，而这些汇报故意夸大了诸侯王们的荒淫。至于夸大的缘由，其一当然是他们与诸侯王不甚相得，因此故意中伤。这很容易理解，此处无需展开。有趣的是他们可能与诸侯王关系不错，出于另一种目的故意夸大诸侯王的罪行。这种推断并非无稽，有史为证，如霍光废刘贺立宣帝，宣帝立9年后，放不下心，秘密命令山阳太守张敞前往察看刘贺情状，张敞前往察看后写给皇帝的报告，很有意思，为了存真，姑录原文如下：

臣敞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到市场上买东西），朝内（早上拿进）食物，它（其他东西）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巡查），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雇人），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住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中风），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子女持辔（人名），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官名）严延年字长孙，女罗敷，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白痴）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刘贺之父）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按法不能这样做），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

史书言：宣帝看完报告后，“由此知贺不足忌”，次年，封贺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王夫之评论张敞，认为他故意诱使刘贺讲一些狂愚的言词，以此来保全刘贺生命，不愿多生事端，是一位忠厚好人。此说虽无新史料可证，但依常情推断，可以成立，因为奏报一个诸侯王勤俭克己、爱护百姓、以德服人，绝对比说他荒淫无耻等更使最高统治者惊慌。这样看天子未免刻薄，却是确凿的事实，如若不信，有史为证：《景十三王传》中那位惟一表现好的刘德，在《汉书》中也被立为好榜样，他平生爱书如命，每从民间得一好书，必定再好好抄写一遍，将抄本还给人家，并赐以金、帛，留下原本，而且他还不像淮南王刘安喜欢介入现实政治，刘德只以整理研究先秦古籍为务，死后所以被谥为聪明睿智的“献”，成为官家表彰的榜样。但是西汉末年杜业上奏引旧事说：刘德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武帝时，献王入内朝见，多次问以治国方策，献王应对无穷，武帝勃然大怒，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你再努力一下就快了。”刘德回国，一改旧态，纵情声色，以终。这一段不太引人注目的出于《史记》裴骃集解的文字，倒是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

　汉初政风

汉初政风，尽在“不近情理”中。

此语虽然突兀，却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

那是汉文帝刘恒一次游玩到皇家公园中的动物园时，旁边跟着上林尉（管理处长），文帝不免问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环顾左右，哑口无言，工作态度可以想像。这时，虎圈管理员接上来对答。文帝连着发问，管理员对答如流，不带疙瘩。文帝大为满意，夸奖道：“为吏难道不当如此吗？上林尉太差了！”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效法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国家因而土崩。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拔之，我恐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出来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

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道歉，并针对惠帝的心中疑问说：“陛下自己看着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千古名臣张释之

西汉前期，名臣群出，然读史、汉诸传，使人悦然心服、肃然起敬的，似乎只有张释之一人。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他以捐献家财而得以成为骑兵禁卫官，以言词打动文帝，屡得升迁。在谈汉初政风的一文中，我们已经引过张释之的故事，但文帝真正看重张释之，还是在张任公车令时。那时张释之的职责为看守宫门，按规定，人乘车经过宫门必得下车，相当于我们今天进出单位大门时得从自行车上下来一样。但是有一天，皇太子与梁王同车入朝，经过宫门时没有下车，张释之当场追上，不让太子、梁王入殿，并上书劾奏两人不敬。文帝亲自出来批评自己教子不严，太后颁下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的不敬之罪，此事才算过去。文帝由此对张释之十分看重，几次提拔，后为掌管司法的廷尉。

张释之在此位上，真正显示出他千古名臣的风采。那是皇帝有一次在城内巡行至中渭桥时，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惊着了驾御车的马匹。此人被捕，送廷尉处问罪，自供云：本在走路，听说皇帝将经过的消息，躲到桥下，等了好久，以为皇帝已过，出来，一看不对，便想逃开，不料惊着御车马匹。张廷尉调查属实，按律罚款若干。文帝大怒：“此人惊着了我的马匹，假如我的马性子暴烈一点，我早被伤着了。张廷尉竟然只罚他款。”龙颜大怒，话锋已有所向，换成一个聪明点的廷尉，此案该如何判决早已明白。这时只听张廷尉抗声言道：“法，天子与天下百姓共有。今天按照法，则应该如此判决，再行加重，法便无从取信于百姓。而且如果当时皇上当即把他杀了，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在我廷尉这里处理，廷尉掌管天下之公平，我一不公平，法令便会失去公平，百姓便无所措其手足。请陛下察之。”过了良久，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还有一次，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将此案发给张释之。张释之按法论当杀头。文帝大怒：“小民胆大包天，竟然偷盗先帝的庙器，我想你该诛杀他的全族，你竟然好意思拿法律来顶撞我！”张释之道：“法律规定如此，我只能如此判决。如果现在加以族罪，那么万一有人盗刘邦墓，陛下又能用什么更重的刑罚？”“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耶？”文帝与太后商量，批准了廷尉的判决。

法是什么？教科书上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这个彻底的外行看来，此说不过指出了法律的现实性。至于法律的永恒性，即它承载永恒的正义与公平，则没有涉及。从根本上说，法律必须体现人世间的正义与公平，所以刘邦入关后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符合一般的认识。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点宇宙间的正义，否则这个阶级就会自取灭亡。其实，前贤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旨仍在批判旧法律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而呼吁法律的理想形式。如若将这种批判认定为标准本身，那真是对前贤不幸而可笑的误解，恰等于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张释之的伟大。当年张释之所维护的法律准则，今日早被丢弃，偷盗一点皇家用品一般不会受死，惊跸的条文也早已不存。但是，张释之维护法律公平的精神，即使再过万年也决不会湮没，因为他完美地体现了宇宙间的公平与正义。正是这一点，使一切贪赃枉法、媚上欺下者永远觉得自己卑贱、下流，也使真正的人觉得，人间毕竟还是人生活的地方。

　暧昧的政治

《汉书》中有两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宣示政治的暧昧：

那是陈平裸渡黄河投奔汉王受重用后，一些老臣见新人如此受宠，不免心生怨愤，偷偷向刘邦进言，说陈平人虽生得俊美，是一个伟丈夫，但说不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可能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又听说陈平在乡间未出山时，道德败坏，与嫂子私通；在汉军任职，又有贪污嫌疑等等。一番话下去，刘邦已被说动，多亏魏无知直言设问：现在楚汉争霸，纵使有道德绝好但于争胜无用的人，你能用吗？陈平有奇才，纵使真的贪金盗嫂，你又能将他赶跑吗？刘邦毕竟是有胸怀的人，一听醒悟，不加细究，就此了事。不过，刘邦可以如此了事，我们却不免要看看陈平以前的所为。一看，史书上竟是这样写的：少年时，陈平与兄长住在一起，共有田30亩，其兄耕作，让陈平在外游学，也就是不用他劳动的意思。陈平生相俊美，有人不免动问，为何贫困又如此俊美，到底吃的什么？陈平的嫂子痛恨陈平游手好闲吃白食，便回答说：“也不过是吃糠罢了。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陈平的哥哥听到这话，大怒，将妻赶出家门。可见众人盛传的陈平盗嫂，本属子虚乌有。

如果有人要钻空子强辩陈平也许不止一位兄长，那么，直不疑的事则应该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直不疑是一个极有道德的长者。他为官时，有同事甲回家，误拿了同事乙的金子回去，乙后来发觉，便怀疑是直不疑拿的。直不疑也就应承，想办法拿了金子来还。后来甲回来说清自己误拿金子之事，乙大惭，直不疑名声大振。后直不疑为中大夫，有人在皇帝面前告状说：“不疑相貌甚美，但他与嫂子通奸。”其实直不疑根本没有哥哥，但此事终不得澄清。

确实，政坛上的事，有的本来莫名其妙，一经讹传，更是三人成虎，事实纵然清楚，也是毫无办法。如果说青年人生嫩幼稚，不知政治底蕴，那么，中年人则更可能犯钻牛角尖的错误，自以为能将一切都解释得明明白白，实际上倒往往牵强附会，离题万里。须知政治有些情势，本就暧昧难明，这个时候最怕的便是这些所谓凭常理肆意推测者，如见到陈平、直不疑貌美便以为他们定有乱搞女人的不道德之事，有时常理真使人沉冤莫白。纵然当政者细心调查，沉潜体察，或者可以搞清，但世上的事如此之多，时光又匆匆而过，何来时间，何来闲情？如此说来，史家有那么一笔，陈平和直不疑还算是幸运儿呢。

　受辱之后

清代著名思想家和朴学大师戴震说过一句沉痛至极的话：我自己的一生，力求做到无愧于人，但仍不能避免受辱。在讲究道德甚于其余的古代中国，受辱往往是人一生中最痛楚之事。那么，《汉书》中的大人物受辱后如何处理，倒很可能让大家发生兴趣。

我们平常最熟识的，当然是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当时韩信远未成名，家庭贫困，又游手好闲，既无善行不能被择为吏，也不能经营挣钱做点小生意，只能常到别人家里蹭饭吃。他曾经寄食于一个小吏——南昌亭长家，亭长妻子讨厌韩信老来吃白食，一天大清早烧好早饭，在床上就吃掉了，等到韩信按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