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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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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桩争论中，当权者算是说得清楚的，辕固还能争得个平安的结局。如果弄到当权者说不清楚，或者有意要整你，那真是走投无路了。狄山便是这样一个典型。
汉武帝时，匈奴前来求和亲，武帝让群臣讨论。博士狄山说：“还是和亲为好。”他滔滔不绝地列举了汉高祖、景帝时的历史，又引古人兵者凶器也之语以证之。汉武帝以前实际上经常听此类话，如公孙弘、主父偃等都说过，但这次不知为何特别生气，尤其是御史大夫张汤提出反对和亲的意见之后。当时狄山与张汤就展开争论，并且马上发展到人身攻击。汉武帝此时也不说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只见他板起脸孔对狄山这个读书人说：“我如果让你管理一郡，你能不让匈奴入侵吗？”狄山说：“不能。”“一县呢？”“不能。”“一个要塞呢？”声色越来越疾厉，狄山真是心胆俱裂，反思自己今日决无好下场，嗫嚅道：“可以。”于是马上发布命令，让狄山负责一要塞。月余，匈奴斩狄山头而去，群臣震慑。
世界上只要有人群，对某事就会有相异的观点。这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也是人为万物灵长之所在。思想与思想间总会发生斗争，假如容得各自摆事实，讲道理，从容论辩，取长补短，正说明了人高于其他动物之处。可惜这种风度不易见到，人们（尤其是拥有裁决权的）更喜欢用简单的手段，一语定乾坤，捎带宣布对方为荒谬，而且更要命的，是像汉武帝一般，你说学文，他用武来考你；你说能工，偏用农来考你；你说会诊断疑难病症，那么你能不能代小护士来打针？一句话，标准由他定，一定要考得你一筹莫展，自认过错，自卑自弃，才算达到目的。我们无权且又要活下去的小民，只得诚惶诚恐，颤颤栗栗，躲避着像狄山那样的下场，顶多熬过苦难后向后人讲述一下，让他们惊叹以前原来有过那么一个荒谬的年代，有过那么荒谬的事情。
践踏法制的张汤
张汤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他自己的独特地位，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名臣竟是一个践踏法制的人物。
张汤的法律才能似乎生而有之。他的父亲做过长安丞，一日有事出门，让小儿张汤看家。等到他回家，发觉一大块肉失踪，便断定是张汤偷吃，一顿痛打。小张汤气愤非常，经过侦察，知道是老鼠所偷。他又是掘地寻穴，又是熏烟灌水，将偷肉的老鼠捉拿归案，没吃完的肉块也赫然在内，真是铁证如山。张汤于是整衣登堂，开出传票，拷问口供，比照律令定鼠之罪，最后拟成文书公告于众，口吻老辣成熟如老狱吏。父亲偶见案上文书，大惊。以后起草法律文书的事便落到这位少年头上。
张汤脱颖而出是在办陈皇后一案时，当时武帝已极不喜欢那位曾有金屋藏娇之约的皇后。张汤办这件案子时，深究皇后之党羽，于是四处牵连，抓了很多人，因此深合皇帝之意，被提为太中大夫，后竟官至张释之任过的主管天下法律事务的廷尉。
中国上古的法律史料多付阙如，张汤因此很可能便是第一个在法律领域捣鬼的杰出人物。他的办事原则很简单：上头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上头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在他的心目中，法根本没有一点先天的尊严与神圣。汉武帝很喜欢谈儒术，实际上是想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外面穿上一件温文的外衣，为专制确立道义上的合法性。张汤聘请那些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来法律界做官，以古经义决狱。被拘押之人，如果汉武帝对其痛恨，张汤便派严酷苛刻的人员去办案；如果武帝似乎想轻判释放的，张汤便派出宽宏平缓的办事人员。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常常赢得武帝欢心，张汤因此深得信任。如有疑难需要朝廷评议，张汤事先一定将案情等向武帝汇报清楚。武帝清楚分剖的，一定明书于法令上以扬主上之英明；如果武帝对他的说法有所责难，张汤马上说本来我手下有人也这样说，都是我愚笨不能采纳其建议。中国古代史家实事求是的作风实在使后人钦佩，不因为痛恨某人说此人统统坏，也不因爱慕尊敬某人就说他一切好。张汤本为酷吏，但班固记载他扬人之善解人之过甚明，使我们更加明白人性的复杂。
张汤所干的最坏的事，是开了两个法律上的坏头。后人总结汉初刑法特点之一是罪刑相应、只及个人，即谁犯了罪就处罚谁，一般不株连他人，这也符合古往今来法律的一般道理。但是张汤创造出一部《见知法》，大意是见到别人犯法而不举报的与其同罪。这种最强烈侵犯人权的法律不知处置了多少无辜的民众。另外，张汤还发明了“腹诽”之罪。廉洁正直的大农令（农林部长）颜异一日与人聚谈，有人议论说某项皇帝下的诏令有不甚方便处，颜异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张汤奏言，颜异身为高官，见诏令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却在肚子里非议，该死。颜异真的被诛，“腹诽”之判例从此成立，而天下公卿士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张汤在法律上的发明至为可恶，他让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判断人有罪与否不依据实际的行为而依据无言的思想，如此，又有何人可以平安，何人不可杀头？这种极端忠于现实秩序的法令同时也极端地践踏了作为人类社会公理的法制。
对于2000年前的张汤及其恶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写来看来也许都甚为漠然。只有那些辗转呻吟于酷法之中偷生苟活的人们，只有那些屈死于株连被无辜定罪的冤魂，才真正知道张汤的可恨，也才真正理解自由与法制的本来意义——人人都有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利，都有不受无理之搜查和拘捕的权利。政府的天职在于捍卫这些权利而不是践踏它。
南人朱买臣
汉代是北人逞英雄的时代，朱买臣因而成为少数曾在政坛上活跃过的令人注目的南人之一。他的政绩不常为后人提起，但这个名字，民间却津津乐道，这全是因为他与结发之妻的传奇式故事。今天看来，这个故事可能正充分地体现了南人的特点。
朱买臣，今浙江桐庐人，出身贫寒却喜欢读书。他不像规规矩矩的百姓用心耕耘，积累家产，只到无主的山上打柴，卖了养家糊口。做这种几近懒汉的无本生意当然被勤劳的乡人看不起，而且朱买臣一边挑柴一边常常还要吟诵古书，弄得行人掉头相顾，诧异完后当然是一通嘲笑，让跟在朱买臣后面的妻子好难堪。这位女子实际上是个颇能吃苦耐劳、恪守道德的好人，只是脸皮较薄，对丈夫路上吟唱引人围观很不高兴。她数次劝丈夫不要在大路上表演，朱买臣却狂性发作，索性放喉高叫。朱妻真是恼羞成怒，提出离婚。朱买臣说：“我命定50岁富贵，现在已是40多。你嫁给我吃苦那么多年，还是等我发迹后报答你吧。”妻子听后更是恼怒：“像你这样的人，饿死在沟壑中还差不多，哪里可能富贵！”于是两人分手。这位女人后来再嫁了老公，有一次与夫上坟，见朱买臣仍在墓间砍柴，恻隐心动，将带来的食物全送给了朱买臣。
几年后，朱买臣跟随官员上京公干，得到同乡得意文士严助的帮助，得以面朝天颜。一番晤谈，武帝甚为欢心，于是让朱买臣当官，又任命朱回故乡做会稽太守。武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朱买臣开始彻底表现出南人的劣根性。他刚刚得志，便故意假扮困苦，借以制造无聊的喜剧。他以前住在会稽郡在京城的办事处，在那里蹭过几顿饭吃，这次当上了太守，他仍旧穿起破衣，系好大印，步行到旧住处。会稽来的官员正在喝酒，和往常一样不理他。他也不作声，先与仆人们一道吃饭，尔后将大印故意似露非露地显示。仆人拉出一看，见是太守大印，大惊，马上向吏员们汇报。吏员都已大醉，听后嘻笑吼叫：“不可能！”仆人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个素来看不起朱买臣的入内张了一眼，大呼“果然”。众人于是惊骇莫名，列队按照礼仪进入拜谒。朱买臣拍拍衣服，徐徐起身——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喜剧效果。
朱买臣带队回乡赴任。入郡界，看见前妻与其夫在整修道路迎接太守，他就下车相认，估计他那时脸上挂的是假惺惺的谦和微笑。而后他命令后车将他们接到太守的住处，让他们住到后花园，供应好衣美食。如果是一个善良的男子，补偿前妻一些财产后分手则很恰当，朱买臣偏偏与前妻天天见面，让她心中暗暗比较前后两个丈夫的高下。这种表面客气其实阴毒刻薄的做法终于让前妻不能忍受，这位女子在享受一个月的丰饶生活后，上吊而死。
后代民间对朱买臣与其妻的故事兴趣浓厚，而且重点常在于嘲笑那位女子。其实，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位女子除了比较顾面子外，并没有什么太差的地方。而朱买臣小气非常又要装得雍容大度，稍有得志便沾沾自喜得意非常，爱玩小花样，爱搞小动作，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南方狭隘小男人的特性。我们看与朱同时遭遇也差不多的齐（今山东）人主父偃，当了大官后将亲戚朋友都叫来，每人给一笔钱，然后说：“以前你们都看不起我，现在我当了大官后你们又来拍马屁，已经晚了。以后你们永远不要再入我门。”虽然行为粗暴狠毒，但是狠毒得大气、痛快、酣畅淋漓，听者虽没有面子，但是听得清爽，搞得灵清，不像朱买臣假惺惺地客气体贴，倒把人家逼得自杀，自己又不担任何罪名。只是这点花样容易被他人看破，朱买臣最后就在政治斗争中玩这般的花样玩死，也真是得其所哉，一点也不冤他。
喜剧人物东方朔
比起武帝的其他大臣，东方朔的名气似乎来得更大。早在东方朔生时及其死后，民间就已遍地流传关于他的种种传奇。依照平民百姓的审美情趣，东方朔显然比公孙弘、石建等等更适合他们的胃口。
东方朔的机智毋庸怀疑，而更著名的则是他的诙谐滑稽，这恐怕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每当局面困窘、难以为继，东方朔总能靠其天生的急智和伶牙俐齿，躲过一次次灾祸，赢得主子的欢心，笑倒众生，化险为夷。事实上，他第一次亮相，就是靠浓厚的喜剧色彩引起主上的注意。那时武帝刚刚即位，征求天下贤良方正文学材力之士，并且一被看中就有意想不到的官职。天下才人无不激动，上千的人来到京城上书，夸耀自己，卖弄才华。东方朔有别人学不去的一套，他上书说：自己“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换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少年聪慧，文武双全，饱读诗书，精通兵法，讲道德，通武艺，再加年轻貌俊，身材修长，浑身上下挑不出一点毛病。在那么多自吹自擂的人当中，东方朔肯如此往自己脸上贴金想来也是头一份，自然被格外关注。当然武帝决不会那么傻地以为世上真有如此完人，所以命他待诏公车，比规规矩矩应付的公孙弘、主父偃等要差一个档次，俸禄也菲薄得多，也未能拜见天颜。
东方朔又想出一个让皇帝召见自己的办法。一天，他骗皇帝宠爱的侏儒们说：“皇帝觉得你们耕田不行，当兵不行，做官也不行，只会吃穿，无益于世，要杀光你们了。”侏儒们吓得大哭。东方朔说：“皇帝来时，你们赶快叩头请求，也许能免一死。”侏儒们当然照办。武帝大奇，问清事情缘由，召来东方朔。东方朔曰：“我是活也这样说，死也这样说了：这些侏儒长只3尺，拿一袋粟，240钱；我长9尺余，亦拿一袋粟，240钱。侏儒饱得要死，我却饿得要死。你若觉得我还可用，那就加点俸禄；不然，就把我赶回老家，免得浪费长安米。”武帝大笑，才令他待诏金马门，渐得亲近。
这般奇奇怪怪的喜剧场景在东方朔身上发生多次，在此也不必详细道及。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他何以有那么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比如皇帝赐他吃饭，饭后他径将案上的所有肉食打包拿走，弄得汁水淋漓，衣裳尽污；有一次醉后甚至在皇帝的殿中小便。考虑到他是位美男子，他拿到的俸禄尽数花在京城美女身上倒可理解，略为可议的是他娶妇一年后辄弃去，选美另娶。当时他的同事也看不过他的放荡，大半称他为“狂人”。武帝闻后说：“如果东方朔不这样乱七八糟，你们怎么能与他相比！”
这恐怕是人天生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天份甚高的人们，极少能循规蹈矩，慎厚朴实，而大多不遵绳墨，飞扬佻脱，其长处让人惊讶，其短处也同时令人注目。也许这些人物生来凭着特异的才干遍受尊重，可以不知检点，更也许是他们的精力早已消费在过人的长处上而无暇顾及其余。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老年说自己其实很笨，我起初以为是谦词，后来才体会到并非虚语。一定的天份加上勤奋的努力，往往比许多只有甚高天赋的人成绩更大。所以我们对武帝关于东方朔的评价也不免怀疑，因为常常自诩才能的东方朔，决不可能做到谨慎自持，静默自守。作东方朔不乱七八糟会如何如何的假设显得毫无意义。
但是东方朔痛苦深沉的内心世界一般人不易体察。他在殿中曾说：“古之人避世于深山，我则避世于朝廷之中”，接着长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此语仅见于《史记》褚补，《汉书》中都未收录，可见班固也未留意。今之学者喜欢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焦虑感，殊不知东方朔同样的体会更早而且更刻骨铭心。他作过一篇文章《答容难》，说：东周时期，天下相争，未有雌雄，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所以各诸侯尊崇士人，无所不及；如今天下已定，四夷宾服，士人又何足轻重哉，“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一语道破天机，也为自己如何处身找到了充分的依据。既然读书人今天本来无足轻重，那为什么不率意尽情、充分享受人生呢？我们看到东方朔也曾上书言事，一次用3000奏牍，两人方能举起，武帝读之，两月方尽，但我们更看到武帝对他仍以倡优畜之。所以东方朔的欢容后满是泪痕，笑声中愈见辛酸，满怀抑郁，愁肠九转，借一笑以发之，原来最酣畅的喜剧后隐藏的是更惨痛的悲剧。
司马迁和《史记》
以如此的文体和如此的篇幅，来谈这位“千古文章之祖”及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完全是一种亵渎；但在一组谈论西汉史事的随笔中，如果闭口不谈司马迁和《史记》，那简直就是犯罪。权衡轻重，铢铢较量，笔者还是勉为其难，冒冒被方家哂笑的危险。
《史记·太史公自序》劈头就把自己的家世上溯到颛顼、唐虞、夏商之际。对上古史本人素乏研究，司马迁所说是否可靠因此无从置喙，但透过这一组典重的叙述，可以见出司马迁那种以远承上古文明传薪烛后为己任、自觉任重千钧前程漫漫的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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