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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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
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
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
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
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
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
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
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
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
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
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
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
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
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
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
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
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
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
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欠账

　
新凤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　收记事文111篇，约50余万字。估计一下，
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13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
作，从1977年开始，至今约为13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
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
烦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然而偏
偏横遭不幸，最终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残疾。这就是新凤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也由此而生。从1957年春天地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
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
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
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入注目。
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
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的成
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她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
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
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
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
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
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
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
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
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那怕十
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
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记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
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
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
地黑的10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
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
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它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
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
于与博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佚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
经单独编辑成书，行将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
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
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
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
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
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
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
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
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
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
头，九死一生，而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
“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
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
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
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50年代自
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
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地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
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
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
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
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
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
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风霞
这本大书，可以想像，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
实兄要我写篇文，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怅。歉怅亦就是
“欠账”吧？凤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
竞连一背之劳亦无能尽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际，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
　


　从“1957”年说起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
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
权者。

近代的中国，从百年前的满情、北洋政府、国民党……一系列愚蠢无能、对外
屈辱、对内镇压的当权者害苦了中国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百余年陷国家于水深火
热的灾难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刻，蒋介石居然叫嚣着“攘
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发动内战。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
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
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
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
斗目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她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前途
无限光明，必然战胜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国民党，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
胜利。那时我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在日暮途穷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开始作报
纸副刊的主编工作，并且在上海连续编写新的话剧剧本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
暗落后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终于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之下出
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做起了电影编导的工作，并且在两年编导了四部
电影。两年中我最为萦绕于心的还是祖国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中
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乌云散尽，中国出现了光辉的太阳，百年
的奇耻大辱一旦洗雪。虽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给我优厚的待遇，要我
居留下去；但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匆匆结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轮回大陆，一心要
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然而那时还没有空航，通过尽可能的关系，才买到了船票，
紧赶快赶，　终于赶到祖国大陆；然而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已到，海轮靠岸才到
青岛。　新中国建国大庆我是在青岛参加的，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
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但我最理想
的本是剧本写作，我始终认为电影导演太过烦琐，杂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
自在的写作，不受别人、更不愿被别人管束。我在香港两年做电影导演的目的是为
了熟悉一下电影，为以后写电影剧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
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
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则是怀抱无限的感激之情，也确实尊重我当时
的领导。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谈我的今后工作任务时，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
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这两夫妇在以前的中国左翼电
影就很有成就了。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
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
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
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
先去拍一部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摇手说自己不太理解
工人。波儿说：“任何事物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现在就应开始去工厂体验一下
生活……”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认识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么也没有
预料到，我突然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当然，半年之后，我自己就看见这部《红旗歌》是一部到半个世纪后我想起来
便满面通红，惭愧无地的影片。

然而，我对于共产党还是满怀敬爱感激之情的，这首先是驱除了我青少年时代
萦绕难休的满腔忧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憎恶。我的工作既然是
出于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这样接受任务吧！但我对这个任务始终是勉强的，情绪不
高的。

手边的工作不是十分紧张的，加上对于别来多年的北京有无限离情别绪；我在
同事朋友之中是一个常常领着同志寻找失去的记忆的向导。此外就是关心家里的老
亲和对自己的小家庭作长久建设的打算，我首先用两年在香港做电影工作挣来的钱
买了一所有十八间平房，位置又在东城繁华地带的舒适的四合院。把年迈患病的父
亲和高年的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早经我的劝告辞去，
现在便由我负担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了。1954年全家从南方迁来，第一
件事我就是动员父亲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
家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朽的统治，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看到了近百
年来、真正爱国、真正廉洁、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历经劫难收集到的一批珍
贵文物，又多年卧病全依靠母亲和弟妹们的辛苦收拣保护，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到四
川再回南方，运回北京。不应该留给孩子们继承，我想最好是献给国家。”父亲点
头。第二天我便打电话通知父亲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识的老伯、新中国的国家文
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到我家来，尽可能地请他们一一鉴定，
看了两三天才大致看完，两人都对我说：“真是珠玉满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不知你家想要国家出多少钱收购？”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要提这个，我的想法是全
部捐献给国家。”父亲那时由于右肢中风瘫痪，说话十分吃力，但听觉尚可，听我
说完只是连连点头，而且满面笑容。因为捐献的话我根本没有同父亲商量过，也没
有同任何一个弟妹谈过，远在台湾的长姐也全未与闻。

由于我离家日久，这批文物跟着父亲的踪迹，搬迁多次历尽辛苦，都是母亲带
着一群弟妹们包扎呵护，还曾经有一个时期要躲日机轰炸，抱着几件特别珍贵的字
画、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艰苦备尝。事后回想，我竟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弟弟妹妹商
量一下，　征得他们的同意，未免太过主观了。241件文物拉了几车到故宫博物院，
母亲叹口气说：“总算卸下了负担，放了心，不再发愁了。”

为了国家，只有献出，不计得失，多年的积郁得申，祖国江山如画，前路一片
光明；　我对生活、对环境、对前途，都是无限欢乐和安慰的。然而不过3年，毛泽
东发出号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激发了我爱党爱国之心，假如说对党有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党员领导，这主
要是延安来的某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