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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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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尧，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6、从分裂到统一
至绞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坛设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旗下应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又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单，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不入。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者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０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产生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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