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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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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春、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中国大历史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
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
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
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
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
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
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
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
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
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
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
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Ssu（李斯）其人；他
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Kao（赵高）所构杀？Emp
ress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
沙俄的Catherihe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Dowager
（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
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
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
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
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
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
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
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
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
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
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
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
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
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
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
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
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
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
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
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
“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
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
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
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
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
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76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
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
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
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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