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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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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
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
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
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
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
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
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
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
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
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
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
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
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
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
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
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
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
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
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
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
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
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
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
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
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
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
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
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
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
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
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
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
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
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
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
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
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
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
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
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
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
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
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
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
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
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
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
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
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
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
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
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76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
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
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
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
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
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
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
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
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
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
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
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
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
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
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
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
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
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
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
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
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
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
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
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
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
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
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
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
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
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
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
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
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
（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
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
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
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
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
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
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
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
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
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
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
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
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
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
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
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
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
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
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
东汉。
中国大历史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
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
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
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
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
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
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
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
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
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
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
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
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
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
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
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
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
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
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
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
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
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
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
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
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
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
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
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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