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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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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
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
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
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
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
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
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
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
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
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
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
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
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
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
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
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
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
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
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
（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
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
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
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
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
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
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
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
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
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
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
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
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
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
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
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
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
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
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
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
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
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
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
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
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
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
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
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
中国。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
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
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
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
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
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
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
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
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
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
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
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
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
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
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
“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
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
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
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
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
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
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
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
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
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
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
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
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
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
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
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
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
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
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
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
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
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
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
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
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
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
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
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
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
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
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
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
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
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
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
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
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
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
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
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
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
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
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
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
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
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
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
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
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
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
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
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
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
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
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
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
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
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
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级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
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
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
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
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
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
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
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
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开端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
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
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
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
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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