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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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据史籍云：“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以后诸侯相并，在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
其中，齐国和楚国、晋国，原本都是百里弹丸之地，却也在诸侯间的蚕食竞赛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把邻居诸侯囊括在兜中，成为局部地区最大的强国，也就是霸主。
正是通过连绵两千年的兼并战争，使诸侯数量越来越少，单个诸侯面积越来越大。这个数量缩减、面积加增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从原始到文明的历程，从纷纭离散走上接近今天状态的大一统的过程。所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兼并战争，是一个文明从原始离散走向文明汇聚的必然过程，是推动历史文明进步的战争。而且，它还打破了割据和封闭，加强了各个不同地区之间技术、文化、思想的交融和相互激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春秋五霸的长期军事扩张、小国兼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埃及的法老、印度的阿育王，以及世界上各个伟大帝国的诞生，无不都是从这样的小国兼并运动中开始的。从最初的大量城邦小国走向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中国也正是从那上千个小县般的诸侯小国兼并战开始，最终形成了汉唐这样的统一的雄视世界的大帝国，使得中国人成为全世界不可忽略的一个大角色。如果不是自我及早完成兼并统一，就怕最终会被匈奴或者其它“外部”势力各个击破，成为另一个“帝国”了。所谓“军阀混战”，其实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错误的！孟子一贯厚古薄今，觉得历史是倒退的，看不惯当下的事，看不到五霸兼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趋势。他还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战国时代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附录　附录三　“崤之战”兼论“兵不厌诈”

晋三军元帅先轸，是春秋时代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他指挥的“城濮之战”和“崤之战”，是春秋军事史上的两大杰作，由此一战成名，载名史册。
先轸这人打仗有特点，喜欢大胆使用诈谋。从前打仗讲究堂堂正正，列阵对战，为了表示实诚，作战前要在对方的视线注视下摆好阵势，击鼓，再行进攻，不能蔫不作声地偷袭。如果是攻击到了国邑之郊，先发声出号，才能进攻。总之像宋襄公那样，不要搞诈谋。而在“城濮之战”中，先轸用虎皮慑敌，尘土扰敌，佯退诱敌深入，合二军夹攻一军；在“崤之战”又利用地形设伏歼敌。总之，先轸喜欢用诈。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堂堂正正的文雅古风。
先轸成功就成功在用诈上，而敌人失败就失败在固守传统打法上。先轸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提升为“兵不厌诈”的新军事思想。（我们一说孙武，想到的就是“兵不厌诈”这四个字，这是他兵书中的灵魂。它不是凭空向壁虚构的，而是受“城濮之战”、“崤之战”这样的真实战例启发的。这两场战役，就成为战争诈谋化的转折点。）
但是，孙武子的“兵不厌诈”，也未必都是好事：为了求得胜利，绞尽脑汁运用诈谋，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同时，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宋襄公“不伤二毛”的精神再也没有了。
“兵不厌诈”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也影响到了民间。譬如做实业的人，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的路，不去拼产品质量，而总想着走走捷径、造造水份、搀搀假料、搞搞关系、用用特权、钻钻漏洞、偷偷瞒瞒、借借声势（像欧典地板胡说什么“来自欧洲”），丝毫不内疚，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是属于很了不起的本事，是能“诡诈致胜”，符合孙子的兵法，是值得羡慕的聪明之举。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总想惜力而赚钱，用巧劲嬴过对方。孰知，大家都不使力，都想走捷径发财，受损害的是整个国民生产能力。
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认为它能经商致用，其实只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如此反复强化下去，未必是好事。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而在先轸之前，那种“不聪明”的打仗法，像外国人那样吭哧吭哧一根筋地吃力地做事的方法，那种“愚公”一点的精神，也许是更好的！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孙武总结出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慢慢这就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点，找歪路子而轻品质。而西方则不太这样，西方强调实力和做事的认真，不是靡时靡刻找变通和机巧的办法的。
“兵不厌诈”的对立面就是“遵守原则”，“兵不厌诈”的潜台词就是“没有绝对的原则，一切皆可以出入”。导致了中国人太多的不守原则。而西方人却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出入的，有许多原则和标准是必须遵守的，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圆通和多变通。
于是，“兵不厌诈”走出了战争领域，深入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去，成为了东方人圆通的性格源泉。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不像现代某些圆通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变得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
在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论打仗还是做事，更一根筋，更认认真真讲原则，更像“老外”。这也许是更值得怀念的。
譬如，先轸无礼冒犯国君之后，虽然国君不追究，但他不自欺欺人，宁可自己追究自己的罪责，在战斗中以变相自杀的办法死去。这种一根筋的人，不善变通而讲原则的人，正是春秋战国人的魅力和可爱所在。那些他们身上具备的而我们由于“太聪明”而不再具备的东西，正是感动和引起我们怀念的地方！　

附录　附录四　国人的自由

什么是“国人”呢？国就是城的意思，国人即是城市平民。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基本上跟现在的城里人职业差不多。但他们还同时负有保卫城市的职责。当时没有职业军人，都是临时从国人中征募。
由于国人有从军的特权，而且直接向政府上税，所以在大周朝，国人的力量和意志是颇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大员的去留和国家对外对内政策的。譬如“国人暴动”就赶跑了周厉王，鲁国国人，曾经打跑了庆父，而郑庄公、州吁，他们的对内对外举措，无不受了国人意志的左右和制约，在书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诗经》中很多诗歌，都是直指政府高层，甚至直接挖苦国君，对国君一族点名道姓地人身讽刺攻击之，这说明当时国人颇有言论自由，比起后来的皇权社会爽快的多了。在后来的朝代里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的。
总之，大周朝的“国人”（指城市平民），还是有一些政治发言权的。
国人这么牛，是因为大周朝是分封制。“分封制”，使得很多权力向下层移动，导致了君权不够强大，君主不是那么牛烘烘的（甚至常被人弑杀）。君权不强大，就等于说专制力度不够大，固然就容许了民众有一定的参政权和议政权。
具体来讲，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层层分封建设，权力被各层分享了，于是上边几层中每层的权力都不是很强，国君更不够集权，下边的民众也就比较活跃，民众意愿可以向上扭动，上面各层因为权力不够强，所以得给民众点面子——将来他还要借用民众替他这层撑腰以对付其它的层呢。于是，在这种复杂的权力稀释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下，普通国人得到了略微可以参政的好处。——在最后一点上，这和现代西方的民主体系，有类似，即，分权势必导致制约，制约方才容许民主。没有分权、制约就没有民主，权力的集中是民主的天敌。虽然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并不相同，但大周朝的分封制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分权。
但是，到了后来的皇权社会（指秦汉等等），没有分封了，权力都被皇帝抓在手里了，皇权得以加强，于是国人议政，也就随着皇权的加强和皇权高度专制而消失了。像《诗经》那样挖苦当政者本人的，更是绝无可能了。
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分封，官僚们得不到可以自行其是、积累势力的封地，他们权力被大打折扣（遂成了奴才），导致权力都集中在皇帝那个层面上，皇帝的专制程度远远提高。有人说，皇权时代的官僚们难道没有权力吗？他们由于没有封地，不能世袭职务，没有独立的经济、军事实力，所以他们的权力都是暂时的、有限的，随时可被皇帝解除的，完全不能与分封时代的受封卿大夫家族的权力像媲美。这才导致了皇帝的无限权威和专制。
总之，大周朝，由于是分封制，权力被受封的各层分解并在上下被分封层间其互相牵制，导致了其专制程度，比后来秦汉明清，都来得轻。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潮，因此也就被容许奔涌争鸣，成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大爆发时代。春秋战国人的性格，也比后代更有张扬个性、自由刚猛！——这大约就是分封制相对于后代郡县制的好处之一吧。
据说，在西方的英国，“自由”精神，最早就是由中世纪的贵族们打造和发明出来的。中世纪的应该，是封建社会（类似我们的分封时代），被分封的贵族们有着独立的经济政治势力，可以拥有和捍卫“自由”这种奢侈的东西。与此相类比，分封制下的春秋时代的贵族，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滋生了“自由”精神的阶层。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由”精神，也是起自贵族——春秋时代的贵族。（这里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意思，而是独立自由的人格与意识。）
比如楚文王时期的鬻拳，他当时负责看城门，看见楚文王打了败仗回来，按照楚人的规矩，败军之将必须领死，所以他不让楚文王进城，非打了胜仗才许进来。楚文王只好又去打黄国。如果换到未来的皇帝时代，臣子敢把皇帝堵在大门外面，那还不是剥皮的罪。但鬻拳却敢于这么干。这是因为春秋时代的分封制，使得国君一族相对其他卿大夫家族并没有后代皇帝相当于臣子们的那种绝对优势，所以专制力度不够大。春秋时代人的个性张扬、人格独立，也就比后来的皇权时代格外来得耀眼。所以才有鬻拳这样敢把国君堵在门外的事迹。
其实，从他的姓来看，鬻拳也是楚国贵族。楚王的先祖叫鬻熊，鬻拳应该是王族分支，所以他也是贵族。
只不过所遗憾的是，英国贵族所启蒙的“自由”精神，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如今西方社会通行的民主自由意识；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贵族的自由精神，却随着后来漫长皇权时代的到来，在专制压力下，渐压渐无，渐无声无息了。最后只剩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样无比可耻的昏话。最终给西方学者留下了这样的偏见：东方人喜欢专制，西方喜欢平等、自由。其实，在我们实行“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身上也是一度闪烁着自由独立的人格光辉的！
春秋时代的弑君犯（至少在三十个以上），我们从前过多是按照皇权专制时期所养成的正统儒家观念，毫不迟疑地鞭挞他们为“弑君犯上”，不假思索地斥之为乱臣贼子之类，其实我们却忽略了，这些人身上，往往有着“弑君”的理由和隐衷：宋国的南宫长万，是受国君之辱而弑君，后来的公子宋、夏姬的儿子、崔杼，他们的弑君，也都是因为被国君污辱，被国君泡了自己的亲妈或者媳妇。他们的过激行为，是当时人一种“非奴才”的自由人格意识的极端表现，正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俯首帖耳的臣子们所稀缺的，亦可叹也！
总之，分封制大约可以带来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人格，这是我们所得到它的重大好处。当然，它的主要坏处则是割据和混战。在这一点上，春秋战国是如此，英国的“封建时代”（实为分封时代），也是如此。
此外，分封制还有一个好处，由于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各级“领主”家族互相制约，都需要一定程度讨好国人。所以人民起义，就非常的少，大周朝前后持续了八百年，载入史册的人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少和微小，远远达不到后来皇权时代的规模。在西方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即对应于我们的商周分封制时代），农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也是小的。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诗经》里有“硕鼠、硕鼠”的控诉，但在分封制时代的人民被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是弱于后代的皇权专制社会的。至少，在皇权专制时代，作诗“硕鼠、硕鼠”地骂政府的事，是绝对不敢有的！
最后说一下分封制的最后一个好处——反独裁，而培养民主。这要先从晋国的六卿制度。晋国的六卿，是六个世家贵族，他们组成内阁，轮流选出执政官，处理国事，基本架空了上边的国君。这种贵族联合体的政治，其实很像是同样的封建时代下的英国的上议院。英国的上院，就是由各姓贵族们组成，分掉了英王的大多数权力。后来在上院的基础上，又有了民众组成的下院，形成了一种近代的民主制度。
如果分封制下的晋国六卿制度继续进化发展下去，而不是被秦始皇的皇权专制把它终结，中国的春秋战国分封制，也有可能逐渐演变走向西方的近代民主形式吧。
所以，总结一下分封制的好处，不论是先秦的分封制还是西方中世纪的与之相当的封建制，都意味着贵族力量的强大，自由人格和精神的张扬，乃至民主议院形式可以由之产生。所不同的是，先秦的分封制，被后来的皇权时代终结掉了，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逐步走向了近代民主与自由的机制。
鉴于上面对分封制的分析和对中西方分封制、封建制的对比，若把秦以后这种皇权专制社会，称为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实在是说不通而且徒然导致混淆概念的。　

附录　附录五　说“公子”

从古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地位。如果名叫“公子什么”或者“子什么”，就标志他是国君的儿子辈。比如“公子商人”、“公子无亏”、“太子昭”，以及从前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
如果是王的儿子就叫“王子带”、“王子职”、“王子虎”什么的。
总之，在古代，“公子”两个字不是随便谁就能叫的。并不向武侠书里那样，随便那个书生或者浓眉大眼的家伙，就叫公子了。“公子”一词被滥用，是很后代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王子”也要被滥用呢。
今天我在机场，碰巧看见一本柏杨先生写的《中国人史纲》，买来翻阅，看见里边全是“姬寤生”之类的东西。柏杨似乎为了标新立异，就不管齐桓公叫齐桓公，而叫他姜小白，还有姜诸儿（齐襄公）、姬重耳什么的。把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硬叫姬忽。都是错误的！
齐国是姜姓，郑国是姬姓，秦朝是嬴姓，不假。但这个“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张王李赵”那种后来才出现的“姓氏”，而是国君一族整体的“姓”，类似一种族徽，它属于全君族，不能挂在其中某一个具体人的名前。你可以说周朝王族是姬姓，但不能把这个“姬”放在周王族的某个人的名前，譬如叫“姬昌”，就是错误的。同样，嬴政、姜小白、姜无亏什么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