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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少年啦飞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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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所以表现得很紧张。当车子终于来到以后，我们都几乎没有力气再爬上去。然后昏昏沉沉开了很久，才到了罗湖口岸，我们四人看见罗湖口岸都以为它是一个小商品市场。
然后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导游通过安检以后在楼里绕了很久，然后终于绕到一个出口，大家兴奋得以为脚下就是香港了，结果一个小贩在那里叫，快来看看我这儿的×××，深圳最便宜的……
然后我们又瞎兜了一段时间，终于稀里糊涂到达香港，然后换了票子坐上轻轨，摇摇晃晃去往红勘。
四辩掏出一个傻瓜机对着窗外乱拍不止，一辩立即对四辩说：他奶奶的，别土里吧唧的，收家伙。
我因为面对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时无法适应，索性倒头就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晃以后，我们终于到达红勘。因为据说在那里是有人接我们的，所以我们和旅行团告别，独自寻找接我们的人。结果我们发现，原来红勘是个很大的地方。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公用电话打那些要接我们的人的手机。在终于找到电话以后，一辩瞪着眼问：港币，有没有？
然后我们四处找可以将人民币换成港币的地方，最后还是托了个香港人以150比100的汇率换了一百港币。在终于找到又一个电话以后，一辩又瞪眼问：硬币，有没有？
这便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以后的经历。当时的感觉和我在内地念书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出路，不知前途。
后来还是一辩为我们指明了出路，此人打通电话以后，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对方一段粤语闷得没话可说。等到对方叽里咕噜说完以后，一辩冲着话筒大叫：他奶奶的，听不懂。
然后对方马上换上一个说普通话的。据说此人是国语高手。然后她问我们确定在什么地方碰头，我们环顾四周，发现附近能看得见字的一共就一个建筑。于是一辩说：就在对面那个殡仪馆。
那国语高手马上表示不明白。估计他们还没有教到殡仪馆三字怎么说。然后四辩冲上去解释说：就是烧死人的地方。
后来对方明显不耐烦了，打断话问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一辩漠然看了看四周，几乎绝望地说道：红勘。
对方说：废话，我指的是红勘的什么地方在你们的地方？
一辩继续绝望地说道：电话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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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花了一个钟头大家才明白对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在殡仪馆碰头，坐上他们的车，去往中文大学。
途中他们一直用粤语说说笑笑，我恨不得冲上前去揍那两家伙一顿然后教他们说普通话。唯一的一次说话是那个女的转过头来问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于是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变成上海人。
那女的马上表示得很激动，说：哦，上海，我去过。
我马上很兴奋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那女的马上说：乱糟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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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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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中文大学以后，几个人出来表示了一下对我们的欢迎，并且表示辩论比赛将于三天以后进行，大家都很期待和大陆的精英对话。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国语水平。这话出来我们才搞明白原来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和一帮语言不通的人辩论。
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磁卡之类的东西。我多情地以为那是一张有几万港币的信用卡。结果发现上面写了三个字：八达通。
我们问：这卡是用来干什么的？
那人马上回答说：哦，这是用来坐地铁的。
黄昏的时候我从学校里出发，决定到附近走走。当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基本能知道我们该往什么地方去，而此次是我站在学校门口，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去。
于是我买了一张地图，结果不幸是英文版的。在换了一张有中文的地图以后，我发觉白浪费了几十港币，因为我花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我现在所在的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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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处走走的希望落空以后我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发现其他三人正卖力打牌，我提议说：出去走走？
一辩说：走个屁啊，路都不认识。
于是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打牌，而且奇怪的是我们仍打得兴致盎然。一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我才意识到一定要出去走走，否则就白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
我先打个车去沙田，然后又转去旺角，在弥敦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吃了一顿麦当劳，一路上一直听见很多模样夸张的车“噼噼啪啪”地呼啸而过，以为是排气管给人偷了，若干年后才明白，原来是换了尾鼓拆了中段灭了三元催化器加了根直通管弄出来的效果。据说可以让车子在高转速下表现得更加活跃。依我看来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事故发生率，因为开这样的改装车可以一路上不用喇叭。
然后我又看见很多的摩托车跑车，它们从我身边“刷”一下消失不见，而且我发现香港的年轻人喜欢玩声音大的东西，所开的摩托车大多都是两冲程的，从V2到PGM4代甚至到NSR500，本来都已经声音够大，却孜孜不倦卸掉原来的排气管换两根或者四根碳纤加速管扔掉消音棉不到一万一千转不换挡。
我脑子里所出现的是在学校里一个老态龙钟的保守的家伙咧着嘴说：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此时恰好一个家伙开到我身边想玩翘头，一大把油门以后马上一松离合，不料碾在地上一摊不知什么油上，那家伙马上“扑通”倒地，估计伤势有点。只见此人飞一样从地上蹿起，拼命去扶摩托车，结果那车太重，怎么也扶不起来。可以想像此人头盔下的表情一定十分尴尬。
然后他放弃扶车打算，站在弥敦道上，茫然望向前方。不过最奇异的是他望了一段时间以后，摘下价值几千的ARAI盔，重重扔向地上，而且说出让我感觉很亲切的国语——他奶奶的。
我继续向前走，这天我无师自通地去了太平山顶、维多利亚湾边、兰桂坊，将香港精髓兜遍。
而富有所谓后现代意义的是，我站在太平山顶，旁边两对恋人正在亲热，眼前正是高楼比邻有雾没雾的香港夜景，最想说的一句话竟然是：他奶奶的。
而我回去后对一辩说的第一句话是：放心，香港人明白他奶奶的是什么东西。
而那家伙回敬道：他奶奶的我早知道了。
倒下睡着的时候，我推断那张八达通的卡里大概还有几块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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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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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和对方辩论队一起吃了个中饭，我们吃的是杭州菜。不过那菜做得很令人发指，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北京厨师的杰作。
席间我们沟通困难。唯一一句大家都听明白的话是我们的一辩说的一句：THIS菜ISNOTVERY香。
对方忙点头说：YEAH，YEAH。
然后一辩小声在我耳边说：孙子乖。
我无法理解一辩的意思，直到席间对方那帮家伙自以为热情地说了很多次“YEAHYEAH”。
然后是一个对方代表之类的家伙向我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问我们是否在香港到处玩之类的问题。我方其他三人点头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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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于下午在他们的礼堂里举行，下面稀稀拉拉坐了一些观众。我们只能称这些人为观众而不是听众。
而我们的辩题是高薪能否养廉。
题目是当场通知，据说这样可以体现辩论的真实意义。而我们发现对方对此早有准备，连笔记都有不少。而我们四人还没搞明白这话的含义。
后来大家终于合力想出来原来这个辩题的意思是说，给一个贪官很高的工资的话是否他就能不贪了。
我们然后一致觉得答案是：屁话，当然不是。
可惜我们所要辩论的观点是：是。
我们顿时出尽洋相，而那帮在吃饭的时候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家伙此时普通话粤语一起来，观点铺天盖地，例子层出不穷。整个比赛中我们都是在听他们说，一辩甚至连他奶奶的都忘记施展。
比赛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教授模样的人站起来，说了一通废话，然后宣布：这场比赛胜利方是香港中文大学。
然后台下欢呼一片。
然后他又虚伪地说，这场比赛对方也发挥得很出色，他们反驳有力，观点鲜明，尤其是他们的二辩等人，表现镇定，很有风范。
不幸的是，我作为我们的二辩，整场比赛中没有说一句话。
而整场比赛我们说了大概不到五句话。
其中两句是，请对方再说一次我们没听明白。
还有一句是，我也赞同你们的观点。
那个教授的结尾一句话让我们差点儿昏过去，大概此公为了显示自己扎实的中文底子，还在当中用了一句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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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这家伙说：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今天这场比赛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此话让我们萌生出快点儿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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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傍晚我们跟随旅行团回内地。之前大半天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了一次大屿山，我当时的感叹是，我要在这里盖所房子。
他们笑笑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向我阐述了诸如政府是如何保护环境不能随便乱盖房子之类的道理。
然后我们又匆匆忙忙摆渡回来，回去收拾东西，临走前他们还没收了那四张卡，我想他们发现我的卡里只有几块钱的时候肯定会对我憎恨不止。
大约天黑时候我们踏上深圳的土地，随即被拉着急忙去机场，最终赶上最后一班去北京的飞机。飞机轰然起飞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还是回去比较好点，尤其是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半多小时以后，我恨不得从飞机里跳下去，因为下面就是上海。可是我马上又发现，就算是上海，那又怎么样。
快半夜的时候我们到达空旷的首都机场，然后讨论是否有必要赶回去还是在北京住一夜再说。那时候我们急切地希望那个老得不行的家伙回来领队，因为他会说，你们打车回去吧，学校给你们报销。
我们到机场外边打了一辆车，说去野山。司机一听马上说这么晚了他连四环以外的地方都不愿跑，别说那鬼地方了。
当时我们在首都机场的感觉就像被人抛弃了。
而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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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野山以后我们顿时精神焕发，逢人必说此行的顺利。而在短短五天的时间里，老夏和徐小芹的关系发展迅速，两人在食堂里公然互相喂饭。我责备老夏不应该破坏大家的食欲，老夏说：那算什么，我还见过三人在那儿喂饭的呢。
因为我不能夹杂在他们两人当中一起走路，所以马上在学院里形影孤单。这事想起来很莫名其妙，当时让老夏泡徐小芹是因为此人对我们能否去香港意义重大，等从香港回来以后才发现我们并没有利用到这个人。
而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的尾声。
据说这是泡妞的黄金季节。
难怪我们寝室一个很讨厌的家伙没事晚上一直在阳台上叫道：妞！
这个字很简洁明了地代表我们的心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理想在何方，而生活看上去毫无希望，基本上只有泡妞可以做。而妞儿们也不知道理想在何方，生活同样毫无希望，基本上只有等待被泡可做。
至于什么思想苦闷之类的东西，其实八成是因为悟到上面这个道理的时间太晚，等发觉的时候质量上乘的妞们都已经被别人得到，发生这样的事情，难免苦闷。
所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思想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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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午，我在食堂里吃饭，只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喊道，有人自杀了。马上很多人扔下饭碗去观赏。等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死亡现场是这样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的以比较不雅的姿态面孔朝天躺在地上，脑门后面一摊暗红色的血。老夏此时也和徐小芹一起在观看。徐小芹看见这样血腥的场面不由吓得钻进老夏的怀里。而老夏此时其实也是惊恐万分，只恨无怀可钻，只好抱紧徐小芹说：你看，生命是这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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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徐小芹点点头。于是老夏接着严肃地说，所以你我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
而我所思考的问题是，此公何以才能跳得面孔朝天。因为一般跳楼都是屁股面天，很少有人能跳出这样难度系数高的动作。
最后安慰的想法是，这家伙在死的时候想看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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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跳楼以后马上带动了一批人，在一个礼拜以内一共出现了三起跳楼事件，其中一件就是老夏干的。
在老夏之前有两个思想苦闷的家伙从六楼跳下，但是观众人数已经大不如前。而老夏是所有跳楼事件中唯一得以幸存的一位。当时的情况是老夏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正好那天撑衣服上去的那根杆子让几个小子拿去叉鱼了，于是老夏只好爬在阳台上。这个时候徐小芹在下面喊道：你小心点儿啊。
以后的事情谁都能想到，就是老夏一个扭头，但是因为脚趾骨折没好，只觉得一阵脚软，从二楼侧身掉了下去。
这次的后果是小腿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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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夏完全不能走动以后人变得粗暴不堪，我们觉得要有个什么办法让老夏变得文雅一点儿，又考虑到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所以建议组一个乐队，那个时候正好学院里乐队流行，成堆成堆的新乐队崛起，个个家伙都以为自己才华盖世，只是没有被发现，所以千方百计展示自己。其中不乏一些歌唱得的确不错的人，我们都喜欢听他们唱一些很有名的歌曲，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唱自己写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无非是歌词做作恶心，曲子七拼八凑。
有一次学院大礼堂里举行原创歌曲大赛，所有的歌曲调都似乎有点儿熟悉，但当我们快要听出这一段抄袭自哪首歌的时候，突然作者曲风一变，又成了另外一首歌。其中只有一个家伙歌曲写得十分大气，我们一致觉得没有听过类似的歌曲，所以认定他是个天才，那次的大奖也颁发给了那个天才。
于是我们院里搞音乐的都对他十分敬仰，一直与他切磋作曲心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一次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比赛的时候。当双方运动员入场然后互奏国歌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看比赛的家伙大叫道，原来那厮抄了印度尼西亚国歌。
这个地方具体的音乐发展情况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们组个乐队的想法取消，因为在大家都挖掘了自己的潜能以后觉得不妙。像我，只会一样乐器，便是口琴。我们寝室有个家伙倒是会吉他，但是水平有限到只能弹像哀乐一样的慢歌，因为这样方便他边弹边想下个和弦手指应该怎样摆。而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只能唱歌的就剩下老夏一个，而要等到老夏的脚康复可就遥遥无期了，上台演唱的话只能拄一个拐杖，这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我们在模仿郑智化。
而这个时期我们都非常地想出名，因为这样可以赢得姑娘的芳心。或者说走在路上后面可以有人指指点点，说，这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姑娘说，对，他就是×××，帅呆了，咱地球人都知道。
然后乐队越来越受欢迎，终于被人发现，于是我们被包装，发了第一张专辑，全球发行几千万张，成为各地青少年的偶像，从修女到妓女都会唱我们的歌，有S600这样的车接送，每次下飞机都有无数的话筒向我们涌来，然后一帮保镖将话筒拦在外面。领取各种大奖，然后说：感谢唱片公司，感谢爸爸妈妈，感谢我的歌迷。
后来开着911这样的车，在路上碰到往日的朋友，当然最好是情敌，如果自己以前喜欢的但是被这个情敌抢去的姑娘在他身边当然再好不过。然后那男的说：呀你小子混得不错。
我戴上墨镜说：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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