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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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
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
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
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
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
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
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
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
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
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
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
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
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
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
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
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
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
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
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
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
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
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
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
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
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
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
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
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
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
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
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
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
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
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
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
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
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
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
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
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
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
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
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
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
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
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
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
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
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
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
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
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
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
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
“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
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
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
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
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
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
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
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
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
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
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
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
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
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
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
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
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
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
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
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
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
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
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
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
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
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
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
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
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
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
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
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
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
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
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
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
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
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
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
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
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
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
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
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
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
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
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
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
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
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
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
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
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
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