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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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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
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
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
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
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
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
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
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
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
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
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
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
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
“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
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
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
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
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
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
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
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
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
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
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
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
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
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
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
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
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
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
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
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
“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
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
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
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
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
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
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
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
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
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
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
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
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
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
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
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
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
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
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
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
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
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
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
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
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
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
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十、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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