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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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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佑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着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
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患，其役可缓；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臣愿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恻隐之恩。”
二月己亥，诏开修减水河。辛丑，乃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阔远，宜权罢修河。”
戊申，苏辙言：“臣去年使契丹，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契丹，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093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黄河下
汴河上
元佑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此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即建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分杀水势。”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向之，诏同北京留守相视。
时范纯仁复为右相，与苏辙力以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共议，可则行之，有异议速以闻。”绍圣元年正月也。是时，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提刑上官均颇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明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乙亥，吕大防罢相。
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言：“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佑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余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会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王宗望亟往救护。壬寅，帝谓辅臣曰：“广武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视之。”辅臣出图、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水趋南岸。今雨止，河必减落，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
八月丙子，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余步处，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属官司，躬往相度保明。”从之。
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昭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阚村下至海口，补筑新旧堤防，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虽盛夏涨潦，不至壅决。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
己酉，安持又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工。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佑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之时，犹有三分水势，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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