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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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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所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推赏有差。邦杰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分置庄官催租，州县督庄官及时交收运发。
五年，选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岁七月，彗见于东方。下诏求言，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三学六馆皆上封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亦应诏驰驿上封事，力陈买田之失人心、致天变；谢枋得校文江东运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陈得失。未几，萧规等真决黥隶，枋得、山京相继被劾，斯得虽予郡，寻罢之。
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籴，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庄官弊甚，尽罢之。令诸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听民于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卖官田论。其租于先减二分上更减一分。德佑元年三月，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而宋祚讫矣。
174 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
方田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
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其均当，勿拘以五。七年，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以三年为任。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诸路及开封府界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余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定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后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各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北两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县加一员，点检官每路二员。未几，诏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过三员，又不专差点检官，从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内选差。五年，诏罢方田。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十一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时废业失所。监司其悉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沃，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则积多而至一顷，止以柴蒿之直，为钱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税；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间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折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十等之上，受税十一，不改元则；十等之中，数及十五亩，十等之下，数及二十亩，方比上等受一亩之税，庶几上下轻重皆均。”诏诸路概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户山园，如盐田例免方量均税。
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并不躬亲，行繵拍峰、验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台受诉，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县者是也。诏望常平使者检察。”二年，遂诏罢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诱归业；荒闲田土，召人请佃。自今诸司毋得起请方田。诸路已方量者，赋税不以有无诉论，悉如旧额输纳；民逃移归业，已前逋欠税租，并与除放。
赋税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罚В惠模咴辉幼印２肥阂辉宦蓿荤保痪睿脑婚矗逶唤J，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
旧诸州收税毕，符属县追吏会钞，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诏禁止。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民输夏税，所在遣县尉部弓手于要路巡护，后闻扰民，罢之，止令乡耆、壮丁防援。
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税秋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
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颖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有司临时奏裁。继而以河北、河东诸州秋税多输边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纳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限前毕，减选，升资。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母得禁系。中国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钱千。川蜀尚循旧制，牛驴死，革尽入官，乃诏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征，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
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二年，颁《幕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四年，诏禁之。雍熙初，尝诏荆湖等路民输丁钱，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输身丁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诏诸路支移税赋勿至两次，仍许以粟、麦、荞、菽互相折输。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蒿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铲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
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州县赋入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天圣初，或言实行簿无用，而率民钱为扰，罢之。景佑元年，侍御史韩渎言：“天下赋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耗登之数无从钩考。请复置实行簿。”诏再闰一造。至庆历中复故。
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上其数，俾二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曰：“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得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庀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佑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着于法。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佑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实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佑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佑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驰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佑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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