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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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不复给。

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河北点义勇强壮及诸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乞且仍旧通商。”其议遂寝。

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复建议悉榷二州盐入官，以专其利。都转运使鱼周询以为不可，且言：“商人取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无二三。请敷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之十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盗贩不已，若榷则盐贵，契丹之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契丹获福也。契丹盐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其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北京。后父老过其下，必稽首流涕。

久之，缗钱所入益耗，皇佑中，视旧额几亡其半。陕州录事参军王伯瑜监沧州盐山务，献议商人受盐沧、滨二州，以囊贮之，囊毋过三石三斗，斗为盐六斤，除三斗为耗勿算，余算其半。予券为验，州县验券纵之，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即所贮过数，予及受者皆罚，商人私挟他盐，并没其赀。时知沧州田京，与伯瑜合议上闻，召试行之。逾年，岁课增三万余缗，遂以为定制。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请榷河北盐，诏提举河北、京东盐税周革入议，将施行焉。文彦博论其不便，乃诏仍旧。

182　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货下四

盐中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才半岁，获息钱十有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来新行盐法，所在价增一倍，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闻贫家至以盐比药。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为惠，愿陛下不以损民为利，而以益民为利，复盐法如故，以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之赐。”会河北转运使范子奇奏，盐税欲收以十分，遣范锷商度。岩叟复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愿输倍税。主计者但知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庆历六年，既不行三司榷买之法，又不从转运司增税之请，仁宗直谓朕虑河北军民骤食贵盐，可令依旧。是时计岁增几六十万缗，仁宗岂不知为公家之利？意谓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罢河北榷法，仍旧通商。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令商贾贩盐，于场务输税，以及等户保任，给小引，量道里为限，即非官监镇店，听以使鬻之，盐税旧额五分者，增为七分。则盐税盖已行焉。

绍圣中，河北官复卖盐，继诏如京东法。元符三年，崇仪使林豫言：“河北榷盐，未必敷前日税额，且契丹盐益售，虑启边隙。”明年，给事中上官均亦以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辅及滑州、河阳所产碱地，悉垦为田，革盗刮煎盐之弊，知河阳王序以劝诱推赏。三年，大改盐法，旧税盐并易为钞盐。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已请旧法税盐货卖者，自陈，更买新钞带卖，已请钞引，毋得带支。初，茶盐用换钞对带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犹未及也；至是，并河北、京东行之。

其在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天圣中，杭、秀、温、台、明各监一，温州又领场三，而一路岁课视旧减六万八千石，以给本路及江东之歙州。

庆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浅涸，漕运艰阻，靡费益甚，请量增江、淮、两浙、荆湖六路粜盐钱。下三司议，三司奏荆湖已尝增钱，余四路三十八州军，请斤增二钱或四钱。诏俟河流通运复故。既而江州置转运般仓，益置漕船及佣客舟以运，制置司因请六路五十一州军斤增五钱。民苦官盐估高，无以为食，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韩绛安抚江南还，亦极言之。其后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佑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于官盐估高，故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裁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发运司难之。立、肃之固请试用其法二三年，可见利害，诏可。

立尝论东盐利害，条亭户、仓场、漕运之弊，谓：“爱恤亭户使不至困穷，休息漕卒使有以为生，防制仓场使不为掊克率敛，绝私贩，减官估，果能行此五者，岁可增缗钱一二百万。”集《盐策》二十卷以进，其言亭户困乏尤甚。然自皇佑以来，屡下诏书辄及之，命给亭户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衣粮；亭户逋岁课久不能输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顺焉。

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监六、场十有四，然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二年，有万奇者献言欲扑两浙盐而与民，乃遣奇从发运使薛向询度利害。神宗以问王安石，对曰：“赵捬葬橹萜搜危�所收课敌两浙路，挼�见衢、湖可扑，不知衢盐侵饶、信，湖盐侵广德、升州，故课可增，如苏、常则难比衢、湖。今宜制置煎盐亭户及差盐地令督捕私贩，般运以时，严察拌和，则盐法自举，毋事改制。”

五年，以卢秉权发遣两浙提点刑狱，仍专提举盐事。秉前与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两浙，询究利害。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秉先请储发运司钱及杂钱百万缗以待偿，而诸场皆定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石堰以东近海水碱，故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盘数以绝私鬻，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而鬻盐地什伍其民，以相几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于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严捕盗贩者，罪不至配，虽杖者皆同妻子迁五百里。仍益开封府界、京东兵各五百人防捕。

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发运司劾奏亏课，皆狱治。王安石为神宗言捕盐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诏两浙提举盐事司，诸州亏课者未得遽劾，以增亏及违法轻重分三等以闻。七年，以卢秉盐课虽增，刑狱实繁，虑无辜即罪者众，徙其职淮南，以江东漕臣张靓代之，且休量其事。靓言秉在事，越州监催盐偿至有母杀子者，诏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课擢太常博士，升一资。岁余，三司言两浙漕司宽弛，盐息大亏，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议措置。元佑初，言者论秉推行浙西盐法，务诛剥以增课，所配流者至一万二千余人，秉坐降职。两浙盐亭户计丁输盐，逋负滋广，二年，诏蠲之。后更积负无以偿，元符初，察访使以状闻，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邹浩尝极疏其害。

明州鸣鹤场盐课弗登，拨隶越州。宣和元年，楼异为明州，请仍旧，且于接近台州给旧盐五七万囊。诏曰：“明州盐场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鸣鹤一场隶越，客始辐凑。犹有二场积盐以百万计，未见功绪，此而不图，东欲取于越，西欲取于台，改令害法，动摇众情。”令状析以闻。

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各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岳、鄂、衡、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以给本路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旧并给两浙路，天圣七年始罢。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又置转般仓二，一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仓盐；一于涟水军，以受海州涟水盐。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设虑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折中粮草，足赡边兵；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民户，冒寒涉远。借如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恕等谓：“江、湖官卖盐，盖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冕议遂寝。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糜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

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诣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景佑二年，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籴二十万石止。庆历二年，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八年，河北行四说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踊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蓄贾所抑，盐百八斤旧售钱十万，至是六万，商人以贱估售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皇佑二年，复入钱京师法，视旧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五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听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故。

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榷货务入钱售东南盐，以百八十万三千缗为额，后增至四百万缗。嘉佑中，诸路漕运不足，榷货务课益不登，于是即发运司置官专领运盐公事。治平中，京师入缗钱二百二十七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荆湖、广南六路岁售缗钱，皇佑中二百七十三万，治平中三百二十九万。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无赖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

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而江西转运司不以为便，不往取。后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诏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会议，皆请如湛等议。而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遂止。

嘉佑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所过州县收算；或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或谓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百万斤至汀，民间足盐，寇盗自息；或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汀州，论者不一。先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传会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议，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沉扶覆视可否，扶等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诏用炳等策，然岁增粜六十余万斤。

江西提点刑狱蔡挺制置盐事，乃令民首纳私藏兵械给巡捕吏卒，而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金巢梁至州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