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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第3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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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河东骑军马万一千余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议欲省费，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之以合额。俟正军马不及五千，始行给配。”下中书、枢密院。枢密院以为：“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余皆出于民，决非所愿。况减军马五千匹，边防事宜何所取备？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间从便牧马，不以五千为限，于理为可。”中书谓：“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千。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余缗。计前二年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便。”帝卒从枢密院议。九年，京畿保甲养马者罢给钱布，止免输草而增马数。
元丰六年，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
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翔所陈也。
翔及公雅既领提举事，多所建白。请借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付州县出息，以赏马之充肥及孳息者。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许次丁一人赎杖罪之非侵损于人者。诏悉从之。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民贫乏益不堪，上虑有司责数过多，百姓未喻上意，诏如元令，稍增其数。公雅乃请每都岁市八匹，限以八年，山县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一匹，以赎失捕之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乃诏曰：“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司不务循守，遂致烦扰。先帝已尝手诏诘责，今犹未能遵守。其两路市马年限并如元诏。”寻又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付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马遂罢。
户马者，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官买。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以为言，始参考行之。是时，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
元丰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请，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疋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限八岁以下，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籍于提举司。于是诸道各上其数，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
时初立法，上虑商贾乘时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骁骑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帝问其利害。王安石谓：“今坊、监以五百缗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当不至重费。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已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檄诸蕃部养马，诏阅实及格者一匹支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准此。
时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则偿直。七年，遂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鄜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
户马既配兵，后遂不复补。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亦罢。其后给地牧马，则亦本于户马之意云。
至于收市，则仍嘉佑之制，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马三百，以其直增于熙河而又多羸惫，乃罢本路博易，令军马司自市。时又以边臣之议，市岢岚、火山军土产马以增战骑。既又以边人盗马越疆以趣利，寻皆罢之。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
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采、茶、绢招市。”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
元丰中，军兴乏马。六年，复命知成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元佑初，乃罢之。
元佑中，尝诏以蜀马给陕西军，以陕西马赴京师。崇宁五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其它如戎、泸等州，岁与蛮人为市，第存优恤，数马以给其直。大观初，又诏播州夷界巡检杨荣，许岁市马五十疋于南平军，其给赐视戎州之数。
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于招市，岁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复给刍秣之费更相补除，而三司岁偿群牧者，为缗钱十万，以增市马。券马之罢已久，绍圣初，提举买马陆师闵奏复行之，令蕃汉商人愿以马结券进卖者，先从诸场验印，各具其直给券，送太仆寺偿之。其说以为券马既盛行，则纲马可罢。行之三年，枢密院言券马死不及厘，而纲马之死十倍。乃赐师闵金帛，加集贤修撰，以赏其功。时议既不以券马为是，主管买马阎令亦言其枉费。然曾布力行之。崇宁中，乃诏买马一遵元丰法。
市马之官，自嘉佑中，始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熙宁中，始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命知熙州王韶为之，而以提点刑狱为同提举。
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诏如其请。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
元丰三年，复罢为提举买马监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六年，买马司复罢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
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自是职任始一。
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佑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匹。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熙宁三年，乃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匹，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岁费五十万缗。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
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捯远钔馐姓铰砑岸蚱ィ髑ㄒ还佟ｗ仍赐三品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渐等更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各加职迁官。时如此类颇众。赏典优滥，官属利于多市马，取充数而已。
支配。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
熙宁初，枢密院言：“祖宗时，臣僚任边职者，或赐带甲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侥幸滋长。请应使臣合门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赐马价如故，余皆罢给。”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岁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诸班直及诸军、诸司马总三千余匹，未支者犹二千。请裁宗室以下所给马，诸司停给。”从之。自罢监至此，始阙马矣。
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其后，陕西马社苦于敛率。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
初，内外诸军给马，例不及其元额，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填配。元丰更立为定制，凡诸军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无过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后诸军阙马者多，绍圣三年，乃诏提举陆师闵于岁额外市马三万匹，给鄜延、环庆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权不限分数。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
高宗绍兴二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卒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置监临安之余杭及南荡。
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
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
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
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
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借口”
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
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士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
199 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杀，亦甚盭矣，而始终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盖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则震仇杀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王道陵迟，礼制隳废，始专任法以罔其民。于是作为刑书，欲民无犯，而乱狱滋丰，由其本末无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丰以来，刑书益繁，已而憸邪并进，刑政紊矣。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今摭其实，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
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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