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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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端拱间，虏犯边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请论以军法。”帝遣中使就斩之。既行，谓曰：“此得非所管州军召之邪？往讯之乃决。”使至，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帝下诏褒之。遣使巡抚诸道，因谕之曰：“平民艰食，强取糇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天圣初，有司尝奏盗劫米伤主，仁宗曰：“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贷之。五年，陕西旱，因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自是，诸路灾伤即降敕，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司马光时知谏院，言曰：“臣闻敕下京东、西灾伤州军，如贫户以饥偷盗觔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臣窃以为非便。《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遇凶年，劫盗觔斗，辄宽纵之，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事报闻。

帝尝御迩英阁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薄征缓刑”。杨安国曰：“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振恤，饥莩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

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陇安县民诬平民五人为劫盗，尉悉执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为理，悉论死。未几，秦州捕得真盗，陇州吏当坐法而会赦，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赐钱粟五家，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戒敕州县。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谓审刑院张揆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复得叙官。”命特治之，会赦勿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与。其重人命如此。

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近臣间有干请，辄为言官所斥。谏官陈升之尝言：“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幸，多以中旨释之。请有缘中旨得释者，劾其干请之罪，以违制论。”许之。仁宗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屡戒有司：“被内降者，执奏，毋辄行。”未尝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诡奏水灾，有司论请如上书不实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闻。今守臣自陈垫溺官私庐舍，意实在民，何可加罪？”

英宗在位日浅，于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习平安，慢于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班奉职和钦贷所部纲钱，至绞，帝命贷死免杖，刺隶福建路牢城。知审刑院卢士宗请稍宽其罪，帝曰：“刑故而得宽，则死者滋众，非‘刑期无刑’之道。俟有过误，贷无伤也。”富国仓监官受米湿恶，坏十八万石，会恩当减，帝特命夺官停之。

熙宁二年，内殿崇班郑从易母、兄俱亡于岭外，岁余方知，请行服。神宗曰：“父母在远，当朝夕为念。经时无安否之问，以至逾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佑中，同学究出身，为砀山县尉，尝纳官赎父配隶罪，请同举人法，得免丁徭。”帝悯之，复赐出身，仍与注官。九年，知桂州沉起欲经略交址，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钦，犯邕管。诏边人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编置远恶州。

复仇，后世无法。仁宗时，单州民刘玉父为王德殴死，德更赦，玉私杀德以复父仇。帝义之，决杖、编管。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宣州民叶元有同居兄乱其妻，缢杀之，又杀兄子，强其父与嫂为约契不讼。邻里发其事，州为上请，帝曰：“罪人以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无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罔其父，又杀其兄，戕其侄，逆理败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

绍圣以来，连起党狱，忠良屏斥，国以空虚。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于是蔡京、王黼之属，得以诬上行私，变乱法制。崇宁五年，诏曰：“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明年，诏：“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又定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由是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浸深，无复祖宗忠厚之志。穷极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祸机。靖康虽知悔悟，稍诛奸恶，而谋国匪人，终亦末如之何矣。

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从宽厚，罪有过贷，而未尝过杀。知常州周□巳擅杀人，帝曰：“朕日亲听断，岂不能任情诛僇，顾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狱官入对，即以惨酷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辄与之转官。每临轩虑囚，未尝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观望，锻炼以为重轻也。”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奉使江南回，迁左司谏，帝寻以为秘书少监。谓宰臣朱胜非曰：“大中奉使，颇多兴狱，今使为谏官，恐四方观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后诏用刑惨酷责降之人，勿堂除及亲民，止与远小监当差遣。

当建、绍间，天下盗起，往往攻城屠邑，至兴师以讨之，然得贷亦众。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尝奏强盗之数，帝曰：“皆吾赤子也，岂可一一诛之？诛其渠魁三两人足矣。”至待贪吏则极严：应受赃者，不许堂除及亲民；犯枉法自盗者，籍其名中书，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赀。诸文臣寄禄官并带“左”、“右”字，赃罪人则去之。是年，申严真决赃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旧法弃市事上者，帝曰：“何至尔耶？但断遣之足矣。贪吏害民，杂用刑威，有不得已，然岂忍寘缙绅于死地邪？”

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中兴之初，诏用政和递减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当国，凡所请御笔以坏正法者，悉厘正之。诸狱具，令当职官依式检校。枷以干木为之，轻重长短刻识其上，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官给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轮官一员，躬亲监视。诸狱司并旬申禁状，品官、命妇在禁，别具单状。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闻，法司朱书检坐条例、推司录问、检法官吏姓名于后。

各州每年开收编配羁管奴婢人及断过编配之数，各置籍。各路提点刑狱司，岁具本路州军断过大辟申刑部，诸州申提刑司。其应书禁历而不书，应申所属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检坐开具违令，回报不圆致妨详覆，与提刑司详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统兵者，非出师临陈，毋用重刑。州县月具系囚存亡之数申提刑司，岁终比较，死囚最多者，当职官黜责，其最少者，褒赏之。

旧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窃盗至二贯者徒。至是，又加优减，以二千为一匹，盗至三贯者徒一年。三年，复诏以三千为一匹，窃盗及凡以钱定罪，递增五分。四年，又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五年，岁终比较，宣州、衢州、福州无病死囚，当职官各转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厘，当职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体量公事，邵州、广州、高州勘命官淹系至久不报，诏知州降一官，当职官展二年磨勘，当行吏永不收叙。德庆府勘封川县令事，七月不报，诏知州、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广西催断刑狱，还言：“雷州海贼两狱，并系平人七人，内五人已死。”帝恻然，诏本路提刑以下重致罚。十二年，御史台点检钱塘、仁和县狱具，钱塘大杖，一多五钱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轻半斤，诏县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诏：“禁囚无供饭者，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诏：“诸鞫狱追到干证人，无罪遣还者，每程给米一升半，钱十五文。”二十一年，诏官支病囚药物钱。

旧法，刑部郎官四人，分左、右厅，或以详覆，或以叙审，同僚而异事，有防闲考覆之意。南渡以来，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一员，刑部郎中初无分异，狱有不得其情，法有不当于理者，无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应辰言之。诏刑部郎官依元丰法，分左、右厅治事。二十七年，诏四川以钱引科罪者，准铜钱。

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律令，必亲为订正之。丞相赵雄上《淳熙条法事类》，帝读至收骡马、舟船、契书税，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讥。”《户令》：“户绝之家，许给其家三千贯，及二万贯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绝，及二万贯乃取之，是有心利其财也。”又《捕亡律》：“公人不获盗者，罚金。”帝曰：“罚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财纵盗也。”又：“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帝曰：“上供既无额，是白取于民也，可赏以诱之乎？”并令削去之。其明审如此。且于用刑，未尝以私废法。镇江都统戚方以刻剥被罪，宰臣陈俊卿言内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闻之。”乃以内侍陈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狱，究其赂状，狱成，决配之。乾道二年，下诏曰：“狱，重事也。用法一倾，则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巧持多端，随意轻重之，朕甚患焉。其自今革玩习之弊，明审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罚必当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诏曰：“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比年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自今其祗乃心，敬于刑，惟当为贵，毋习前非。不如吾诏，吾将大寘于罚，罔攸赦。”六年，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议者又言：“犯盗，以敕计钱定罪，以律计绢。今律以绢定罪者递增一千，敕内以钱定罪，亦合例增一千。”从之。

临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狱，杖直狱子以无所给，至为无籍。七年，诏：“人月给钱十贯，米六斗，每院止许置一十二人。”时州县狱禁淹延，八年，诏：“徒以上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类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其后，又诏中书置禁，奏取会籍，大臣按阅，以察刑寺稽违，与夫不应问难而问难，不应会而会者。

淳熙初，浙西提刑郑兴裔上《检验格目》，诏颁之诸路提刑司。凡检覆必给三本：一申所属，一申本司，一给被害之家。绍兴法，鞫狱官推勘不得实，故有不当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即致淹延，乃令先决罪人不当，官吏案后收坐。至是，所司请更定死罪依绍兴法，余依乾道施行，从之。其后，有司以覆勘不同，则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诏特免一案推结一次。于是小大之狱，多得其情。二广州军狱吏，畏宪司点检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毙于狱。臣僚以为请，乃诏二广提刑司详覆公事，若小节不完，不须追逮狱吏，委本州究实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

三衙及江上诸军，各有推狱，谓之“后司”。狱成，决于主帅，不经属官，故军吏多受财为奸。光宗时，乃诏通晓条制属官兼管之。广东路瘴疠，惟英德府为最甚，谓之“人间生地狱”。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诬伏，亟就刑责以出。五年，臣僚言之，诏本路诸司公事应送别州者，无送英德府。

至宁宗时，刑狱滋滥。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全年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断死者才一百八十一人，余皆贷之。乃诏诸宪台，岁终检举州军有狱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年，诏以绢计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吏奸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诏从之，颁之天下。五年，诏三衙及江上、四川诸军，以武举人主管后司公事。

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后以建康亦先朝驻跸之地，罪人亦得视临安减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