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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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南渡后，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抵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它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

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其所配之地，自高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皆不足纪也。

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覆。官制即行，罢审刑、纠察，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诸狱皆置楼牖，设浆铺席，持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日一涤枷杻。郡县则所职之官躬行检视，狱敝则修之使固。

神宗即位初，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狱吏并缘为奸，检视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令：应诸州军巡司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则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狱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从违制。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上之，中书检察。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未几，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隶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又尝诏：“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应原免，官司犹论如法，即失出人罪。若应徒而杖，罪人应原免者，官司乃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

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元丰元年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于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卯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按劾，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六年，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按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复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乃定制：“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复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

元佑初，三省言：“旧置纠察司，盖欲察其违慢，所以谨重狱事，罢归刑部，无复纠察之制。请以纠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尚书省右司纠察之。”

三年，罢大理寺狱。初，大理置狱，本以囚系淹滞，俾狱事有所统，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辄捕系。凡逻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乃罢。

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

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着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

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款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历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邻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熙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邻县选官权摄之。

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着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捙谷怂溃瑨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

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冒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纠摘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熙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元佑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熙岁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佑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

202　志第一百五十五　艺文一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摚�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