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7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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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侍郎何�H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

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珏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珏为纲游说，珏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H从而挤之，诏与郡。�H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遍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尚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令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H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

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

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丕变之，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择将，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庙、陵寝、土地、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中兴之实政也。陵庙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则为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拥虚器，茫然未知所之。

君子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者则斥；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日远而销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屈辱，羿、莽擅朝，伏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

古之称中兴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泽一老从官耳，犹能推诚感动群贼，北连怀、卫，同迎二圣，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子弟，欲北向而有为，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扫除妖沴，远迓父兄，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

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

二年五月，诏内外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应诏，曰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谀佞、去奸慝。疏上不报，寻命知永州。

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时议遣使入云中，寅上疏言：

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仇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切为陛下不取也。

若谓不少贬屈，如二圣何？则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所惧在劫质，所畏在用兵，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

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寝罢使命。

高宗嘉纳，云：“胡寅论使事，词旨剀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召至都堂谕旨，仍降诏奖谕。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遣使为兵家机权，竟反前旨。寅复奏疏言：“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修德，息兵训民，以图北向。傥或未可，则坚守待时。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论，必不能有所立。”寅既与浚异，遂乞便郡就养。

始，寅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寅所撰词多诰诫，于是忌嫉者众。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进。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

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礼：仇不复则服不除。愿降诏旨，用丧三年，衣墨临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