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集-第2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主任有信，”杨生从他的怀中搜出了一张纸片来给我，是从抄本上撕下来的一页。

××同志！

攻城计划又遭失败，敌人仍顽强抵抗，我军死伤甚众。

德甫同志于今晨正六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至可伤悼。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Den七时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罗马字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诚恳的手书使在场的人象着了电一样，不期然地对着德甫的尸首把头低下去，沉默了一会。

攻进了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谣传了。发生这种谣传的动机或许是有意识的，因为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统治权的。这儿充分地有容纳一种小小的阴谋的余地。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又拥护着德甫的尸首回到部员们停寄着的村落上去。这回把旗帜收卷了起来，在通过那段危险地带时，用了散兵线零零碎碎地过去，城上的大炮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学的途中，我始终跟着德甫的尸首，杨生也始终跟着我。我从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袭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大概。

敢死队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时候，敌人却早有了准备。宾阳门附近的城墙上敌人点起了一带的火把，把城墙上下照得通明。枪炮不息地乱射起来，所有夜里的枪炮声大部分都是敌人的。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有一部分冲到了城边，更有少数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敌人剧下了城来。敌人的手榴弹机关枪打到天快亮都没有停止过。

邓主任骑的一匹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战，马突然倒了，是一个子弹打中了马的头脑。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把军服的左袖打穿了一个洞，但幸好没有受伤。

在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上了长春观，那儿的地面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一个水平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他们躲在土墙背后，时而用驳壳枪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去，向城墙上打一枪又赶快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有人埋伏着，便时时用机关枪来扫射，子弹打在长春观的瓦上真个就和下雨一样。就在六点钟的时候，纪德甫又把头伸出墙去探望，正回过头来向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俄顾问报告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声他便向墙下倒去，邓主任和俄顾问赶快把他扶着。他们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问他怎样，他说：“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声音很微弱的，但就说了那一句活，便没有声息了。

杨生说着，在他的声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别是临终的那两句话，他是反复说了几遍的。

——“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

德甫的尸首抬回了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上的一间楼上的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采办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了来检验了他的伤痕。

枪弹是打中了后头部，但一个子弹却打穿了三处。从后头骨左侧打进，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头打进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才尽了，融成了三个颗粒，笼在了马裤里面。

接着又检验了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架表，衣袋里有一个钱包。钱包是皮制的，是俄国制品，很旧。钱包里面所有的是——两张当票和两个铜板。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当的是什么。但就情理推察，总不外是被服和书籍之类，因为要向前方出发，那些东西是不能够随身带走的。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装进了棺材，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小小的格纳库里。第二天清早全体部员在格纳库前为他致祭，随着由几个同志把他送到邻近去殡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中已经有腐臭散出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去送他，不知道他的殡地是在哪儿。但在殡殓了他的那天夜里，睡在那文科大学顶后一排的楼上的一间寝室中，做了几首哀悼他的诗：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热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汩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双簧

这是1926年的双十节，北伐军攻破了武昌城时的一段插话——

北伐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刘玉春陈嘉谟，又恰逢着国庆纪念日，汉口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汉口的青年会在几天前早就决定下了在双十节的晚上要敦请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作讲演，该会的执事们在遍街贴着红纸金字的布告招诱听众。但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晚上来，邓演达因军事上的劳顿，又因还有别的事务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会的人最后来催的时候已经九点过钟了，我便把当时宣传科的组织股长李鹤龄拉着，一道去代理讲演。

到了青年会，因为预定的时期早已过了，立地被引上了一个大讲堂，在那儿已经塞满了无数的听众。

刚好在讲坛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们来的一位人（大约是干事）向着另一位在坛上司会的高长大汉，骤看颇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语之后，司会者略略向我们目礼了一下，便宣布开会。

这司会者不仅风格象西洋人，连说话的声调也是西洋式。

——“兄弟，现在，宣布开会。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赞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赞美歌的号数当得是先决定好了的，坛下右侧的前两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长者步到右隅斜横着的一架大风琴前坐下，奏起了乐谱来，歌声接着唱出。

赞美歌唱毕后，司会者又开始祈祷。祈祷过后又作开会辞。那开会辞是很庄严的，而且是很雄辩的。大抵青年会的干事都是雄辩家，他们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们的犀利的武器。

开会辞颇长，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钟。全辞自然是不能够记忆。但那主眼是在孙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会者说：“北伐车打败了北洋军。但北伐军的将领们是谁的信徒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又是谁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稣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稣的便得到最后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是我主耶稣的胜利。”

接着用最上级的赞美词称扬着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但一转语仍不外是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论法。

司会者又说到邓演达的因为劳瘁不能到场，他说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他“将要在另一个机会上去请这位革命伟人来抒他的革命伟论。今晚上就只好听听我们这位革命伟人所派来的代表向我们演说。”

于是他便指挥我去讲演，演台下一遍狂涛般的鼓掌声。

目前的仪式本来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论理并不稀奇。邓演达在当时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总司令部行营主任，名实相符地有“三头六臂”的神气。青年会的那位大干事要称他为“空前绝后”的“革命伟人”，要请他来讲演以广基督教的宣传，要因他之不能亲来而抱着无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也是万分在理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场之前心里满以为青年会是为革命的势力所慑所以才请老邓来讲演，纵使有意在利用，但总会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仪式免掉，免得讲演者作难。残不知一到讲演场来，才是这样的一个严阵。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的祭坛来做播祭。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徒孙，或者徒曾孙，你的革命的胜利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你一个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帜的人，不怕仅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么样？司会者对于他的宗教自然负有宣传的责任，但你对于当时的“革命”不是也负有宣传的责任的吗？别人对于自己的责任，遵守得那样忠实，宣传得那样巧妙，而你就只能够成为一条赎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让那法利赛人加上柴火吗？

一自入场以后，听着唱赞美歌，听着司会者作祈祷，致开会辞，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于无法对付。鹤龄似乎也和我一样地惶惑，时时以含着怒气的眼睛望着我，是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没找着答话来的时候，司会者已把开会辞讲完，挥我去讲演。

狂涛似的鼓掌声终竟把我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坛前。

就和在写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飞来的一样，在我向着司会者和听众致了敬礼，燔柴正要着火的时候，我却得了一番天来的惠雨。

我先对听众说，“我自己的正式的讲演要留在后面，在讲演之前还得举行一次仪式。刚才司会者某先生所行的仪式是基督教的仪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仪式。但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革命军人在讲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仪式的。这仪式是要先推一个主席，由主席宣布开会，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然后才落到我的讲演。我们现在就先推李鹤龄同志为主席。”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们中国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财老早抛得一干二净了。银行、矿山、铁路、邮政、内河航业、内海航业、工厂、商场……凡是可以生财的产业，没有一样不已经抛得精光。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瘦得来象一条线了，天国的门不怕就只有针眼那般大，我们是已经有充分的资格穿过去的。

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

　金刚坡下

一

——是谁写出了这幕悲剧的呢？

吏太太在她的心里这样想着。她抱着个半岁光景的婴儿，立在一家临着公路的大院子门口。

下了整天的微雨，绵绵地还没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那金刚坡上的一座碉堡笼罩了。

一位流亡的年轻妇人，一手拖着个四岁的幼儿，一手挟着小小的包裹，在公路上冒着雨，以急凑的步武，向金刚坡走去。

另一位抱着一匹小黑羊羔的倔强农妇，也以急凑的步武，跟在她们的背后，向金刚坡走去。

思念羊儿的哀切的母羊的叫声，思念母亲的哀切的羊儿的叫声，难割难舍地，隔着墙，在互相呼应。

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泪来了，她低下头去，吻着她自己的婴儿，就以那样的姿势，被夜境吞灭了去。

二

这年轻，没有什么经验的史太太，约莫在一个月以前，又疑自己是已经有孕了。她的先生在城里某一处机关当小职员，当然没有多的钱来替幼儿买奶粉——那已经卖到五十元一磅的克林奶粉。他们便想到买山羊来喂，山羊奶和人奶相近，这样也就省得雇奶妈的麻烦。

好容易托人买到了一匹母山羊来，是纯黑的，带着一匹小羊羔，也是纯黑的。

买的只是母羊，羊羔才生下地来十天光景，要满了五十天，断了奶，羊主——据说是附近的一位联保主任——便要来把它牵回去。

羊子买来没几天，史太太根据她后来的生理现象证明了是她自己的多疑闹了一场喜剧，已经没有再养的必要了。但她却是喜欢它们，尤其是那羊羔。

她所赁居着的本是一座农家院子的一部分，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