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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研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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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Halliday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吴宗濂“随軺笔记”
虽然“伦敦蒙难”的内情已如上述，但是，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在我们历史家眼中，却也不能不注意。所谓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就是针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的吴宗濂《随軺笔记）。这部书对洗刷老K的历史，显然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軺笔记》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一）的出版品，书前廖寿丰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俞钟颖的序写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内grffiid，却是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龚照缓出使英国的事。当时龚照瑷以候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需要翻译人才，乃由安徽巡抚沈仲复推荐，由江苏嘉定的吴宗濂担任。吴宗连字挹清，中华民国成立后，做过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一九一八年参议院议员，他是个通晓洋务的有心人。在他随龚照瑷出使的时候，虽然“派司译务”，但是也为老龚写《起居注》、起草文件等等，这部书的产生，就因此而起。《随軺笔记》共四卷，分类及标题如下：卷一记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景周著卷二记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三记闻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四记游嘉定吴宗濂景周译纂
在这书卷二记事中，收有两篇重要的文字，一篇是《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一篇是《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都是孙中山“伦敦蒙难”当时的记录和第二年（一八九九）的追记。这两篇文字因为是当时驻英使馆的内部文件和当事人文件，所以极富史料价值，并且帮助我们了解非一面之词的真相。因为这些文件太珍贵了、太罕见了，我把全文收在后面。
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
敬密启者：七月间接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钧署电令确查该犯欲往何处，密电敝处，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等因，并附录节略前来。嗣子八月十九日接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由纽约搭轮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当即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为代拿）据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密尾行踪。该犯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剪发洋装，偕行有二西人与之稔熟，伦敦则有二西医，一名坎特立、一名门森，曹住香港，与该犯交最厚。前该犯由粤垣逃至香港，即潜匿坎特立之宅也。
讵意该犯于九月初四日，改名陈载之，来至使署，询有无粤人；次日复自来使署，探问中国情形。按公法，使署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电请钧署核示。迄奉复后，即赶紧购定轮船，拟设法潜送到船，逞解粤省。乃该匪党以其久不归寓，疑其必在使署，日夜在外伺察，意图截劫，势难送出。旋据外部私向参赞马格里云：“中英交犯约经曾前大臣议而未成，刻下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友邦之地，殊与公例未符。”盖业经孙党贿通日报并报知外部也。党与商允，如该犯回香港，必饬港督严察以戢乱谋，并请弟具文，以凭转饬照办。爰于十七日，将该犯释放，仍派包探密跟，讨扣留在署十有三日。
二十日复奉钧署巧电，内开香港交犯约指为谋反，辄不肯交，具文外部，宜商律师，具见堂宪审虑周详之意，当商据律师哈华托云：“如以匪人多借香港为谋乱之地，请外部饬香港地方官概加严察而不专指孙文，非特无碍香港交犯约，且可补该约未备之辞。”外部侍郎山德生亦言：“英不能准匪人借其属地谋乱友邦。”因即按哈律师言，于二十日照会外部堪纤盖系。又查该犯来英意在煽惑，英人固不为所动，即华人除使馆各员外．虽有在海口当水手者数十人，亦无被其诱惑之事，合并附陈。除一切情形节经电达，所有孙文与看管委员邓翻译廷铿问答节略另录呈览，统祈代为回明堂宪为荷（英字第二十一号丙申九月二十九日）。
附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
九月初四民孙文来署，询：“有无广东同久特来拜见。”比时翻译邓廷铿出见，问其姓名，答以“姓陈，号载之”。问其到英何事？答：“前来游历，但已游数日，各处均得其大概，唯行宫不能任人游玩，阁下可设法令我一观其盛否？”邓云：“日后当可设法往游。”孙问：“英国有广东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孙问：“可带见否？”答以“可”。
遂订翌日同赴海口。此约其次日来署情形也。初五日，孙子早晨十一，点钟到使署，并在署早饭，拟赴海口。邓云：“两点钟方可以去。”即带见马参赞，〔马参赞〕告以曹在曾文正公幕府。孙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后，何以不能自守？”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布置政体，即不能守。”
孙云：“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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