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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研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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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只十六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因为其同事告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人一下便算一次，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大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了，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的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俵，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长，宪兵单位买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自己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甚，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回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惟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略——编者）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作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虚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时写毕
二、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机会增补。便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兹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一、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学家勒卢阿（HendrikVanRoy，1598—1679）。法国哲学家，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度。始见于《老子·二十八章》：“朴（道）散则为器。”认为，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她说——“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无而不及；一个是天然美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母亲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弄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个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中学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家都带了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二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春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流），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他们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他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人为金亡”，这是事实。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金爪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热”，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独身汉前来淘金，鼎盛时，在荒山野外居然有三四家影剧院和四十余家“风月茶室”；群莺毕集，也往这些独身汉身上淘金来了。目前在那片郁山峦中，还遗留着红瓦绿椽、断垣残壁，足以证明这座小山城有过一段繁荣史。但曾几何时，那些年轻力壮的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矿工医院”躺下来，然后撒手西归了，都才不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罢了。原来，长期在矿坑工作，呼吸含有矽质的污浊空气，日后就会得到一种叫“矽肺”的病，患者感到胸口闷痛，呼吸困难，四肢乏力，很少挨得过五十大关的。或许山区生活无聊，矿工太太们都以生儿育女为乐趣，生育率特别高，一家有五六个黄口小孩是毫不稀奇的。结果，在矿工先生纷纷谢世之后，整个山区就渐渐呈现了孤儿寡妇哀哀无告的惨况。
倩倩这个孤儿，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已！
笔者常到矿区走动，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一位管区警员，谈到居民的生活，他不住地摇头，他说当地十六到二十六之间的姑娘，因为父亲早故，迫于生计，十之八九都沦落风尘，整个山区到处有“赚吃查某”。听来叫人心酸哪！有一次《联合报》登出一条地方消息，说有位当地少女投书给县长邵恩新，新闻标题依稀记得是这样的：“少女投书县长，诉说九份惨况，多数少女因贫堕落为娼”；这证明当地警察先生没造谣。
这样，倩倩这位雏妓，又不过当中的一个而已。
倩倩的表演生涯怎么开始的呢？
“我的邻居很多人干这一行的，跟她们一起，就会了。”
“邻里的人不会瞧不起你们吗？”
“没有女儿赚钱的人，才会被瞧不起；有了钱，只会叫人羡慕。”
“你是说，大家都羡慕你们干这一行吗？”
“不！是羡慕有钱。”
“到底你有多少干这一行的朋友？”
“怎么算呢？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大家在节日回家，就碰在一起，有困难时互相照顾，但在外面，各窜各的天下，不一定在一起，彼此的情况不清楚。”
“你说有困难时互相照顾，是什么意思？”
“如失业时，互相介绍工作。”
“你说工作，是指你做的事吗？”
“你觉不觉得做这种事不好？”
“是被抓到了，送法院，才觉得难为情。”
“你母亲和继父有没有责备你？”
“他们不会的！”
常言说：“人言可畏”，可是在那个小山城里，大家默许这种事实存在，心照不宣，就没有“可畏”的人言了；其实，在目前社会里，也没有“可畏”的人言，因为大家是“笑贫不笑娼”，可耻的是“贫穷”，不是“贞节”！
“既然你被送到法院来，又裁定交我们辅导，以后不能再做那种事了，知道吗？”
“知道。”
笔者也告诉她妈妈，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生活苦一点没关系、绝不可让她误了一生。笔者想，她从事这行“不法”职业才几个月，误入歧途不深，应有药可救，能及时回头的。
“倩倩，你要遵守几项规定：第一，要另找正当的工作。第二，不许再跟‘同业’来往。第三，每月定期到法院报到二次。”
“是的。”
“找工作有没有困难呢？”
“我试试。”
“再跟我回去鱼罐头工厂好了。”她妈妈说。
“对！还没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以前，就再回到鱼工厂去。”
“好的。”
“你若违反规定是不行的，依规定：‘违反保护管末期间应遵守事项，情节重大，得撤销保护管束，移送感化机构执行感化教育。”笔者拿出这行的看家法宝——法律一一唬唬她。
官式的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院观护人手上执行三百多件案件，也只能这样说说、劝劝、唬唬。以后，倩倩按规定报到，说明近况，情形似乎还好。
有几回倩倩没来，依规定当通知要她来，也请她妈妈来，以问明不报到的原因。结果，倩倩没来，她妈妈来了。
“倩倩怎么没来呢？”
“她到台北找工作去，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那怎么行呢？她不是跟你一起工作得好好的吗？”
“小孩子吃不了那种苦嘛，在鱼工厂干杀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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