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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文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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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铮是在北京去世的,而调在北京的时间又特别短,我当时想,西安一直是成文人而不养文人的地方,许多人到了北京都成了气候,但金铮却宜于在西安。他是豪人爽人,喜欢自在,北京官宦深如海,他一生最大的失策是不该由边沿移向中心的。

我认识金铮的时候,是一次会上,那天我和路遥在一起,我穿了一件大红T恤衫,路遥穿了一件深黑的T恤衫,金铮则一头如雪的白发,我们三人都跑到会场外吸烟,金铮就左右搂了我们说:颜色多好!要摄影师拍照。现在,这张照片我保留着,每每看到三人者两人已逝,不禁有免死狐悲之感。那次会后,我们没有在会上用餐,金铮一定要请我和路遥喝酒,我因病只是象征性碰杯,路遥也喝得少,他却是一杯接一杯,很快就有些醉了。他不喝酒的时候样子很威风,一醉就十分可爱,说某某的是,也说某某的非,爱憎分明,毫不忌讳,又直恨我心善,太软弱,接着拍着腔子说要保护我。但那晚他没有保护我,倒是我和路遥得搀扶他,劝他以后少喝些,他却说:“喝酒有喝酒的好处。”我说:“什么好处?”他说:“但得酒中趣,勿与醒者传。你回去就给我写这样一幅对联吧!”

我没有给他写。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是醒者,醒着却卑微,窝囊,我有病不能得酒中趣,写那对联就更无趣。

从此我们熟起来,常常聚会,相聚他就是主角,又要喝酒,又要高谈阔论。许多需要交涉的事都是他出头的,他有一头白发,可以充老者。于是他很得意自己的白发。有人呼他是伍子胥,我知道他的一生曾蒙过大难,但我不知道那头发是从小就白的,还是蒙难时一夜白的。

我的一位同乡从小县到西安谋生,人是极聪明的,却生活无着,十分狼狈。他寻到我帮忙,我无力帮他,就给金铮写了一封信,没想金铮就收留他在《喜剧世界》杂志社打工。几年过去,在金铮的关怀下,他进步极大,后来独立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也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位同乡现在很风光,一提起金铮就说:没有老金就不会有我今天!金铮当年搞创作,是写过许多优秀剧的,后来编刊物,自己不写了,却十分爱才,只要有才,别人不敢用的他用,别人不敢发的作品他发,为了人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仅我知道,在陕西,就有三四个在他的关心培养下都成了气候的。

许多人也是怕金铮的,因为金铮见不得伪人和小人,他会当众刺你,使你下不了台。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说,因有一件事金铮以为他做得不当,其实金铮是误解了,金铮指着他鼻子大骂,他搭坐了金铮的车,金铮竟能把他推出车门。那一年,我因写了一本书,遭到一些人以想当然的理由诽谤,谣言四起,我又无法诉说,尤其有人先是盗印我的书赚钱,再是写骂我的书又赚钱,金铮非常气愤,时不时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冬天里我们偶尔在北京的街头碰上,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什么饭,要吃回西安吃羊肉泡去!他说,你听我的,这饭要吃,我请几个北京的名人陪你吃,我要解释一些问题,不能猪属的狗厨的都是你感的!席间,他澄清了许多是非,又大讲他的文学观,说:你接着写吧,作品的价值要经过时空检验的,不是某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的。你想写什么就在我们刊物上发吧。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没有写什么,我只写过一个条子给他:默雷止谤,转毁为缘。

金铮要离开西安的时候,给我说过他的去向,我不主张他走,他说: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嘛。但没想到他是树命,再大的树也是不能挪的。他走时我不在西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问你在哪儿?他说在北京,我才知道他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里还在问我的病情,叮咛我要注意身体,但如今常年有病的我还不自在地活着,他却截截快快就死了!他是大刚的人,又是工作狂,又喜欢喝酒放浪形骸,这个世界岂能过久的容纳他呢?

一个朋友死去了,但朋友常常让我们想到他的好处,可以说这个朋友并没有真正死去。

1997年11月21日夜

孙存蝶

孙存蝶

中国戏曲说雅很雅,说俗也俗,是平民大众的艺术,这就造就了演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本事。孙存蝶是一位天才的秦腔艺人,他的丑角想象奇特,又极具放松,若能剔除一些不洁的俚语与动作,风格有卓别林的味。他的表演如水决堤,随物赋形,以至汤汤汪汪,不可收拾,使台下台上两者皆醉。这是他有了酣畅淋漓的长处,同时也有了泛滥为灾的短处。

他有许多精彩的折子,令人过目难忘,即使在一些并不成功的表演里,也依然在某一处显现了他的绚烂之光。

西北民众是酷爱秦腔的,酷爱秦腔的没有不喜欢孙存蝶,喜欢他模拟生活的真实,喜欢他艺术上的抽象。他是浪漫型的,如梁祝之蝶,如炭火之焰。他比秦腔前几代的名丑少些控制和节奏,但自在和灵动最具才情。人的天分有时如空气一般,你把它装在气球里,气球就能升飞,你把它装在轮胎里,轮胎就能负重车辆行驶,孙存蝶的艺术表演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幸于他的是秦腔在民间的根基很深且广,没有使舞台只局限于庙堂,不幸于他的是没有更好的适应于他的剧本供其表演。

秦腔需要一代名丑,但产生大艺术家却得呼吁大的环境。

1998年1月5日夜

《观云奇石》序

《观云奇石》序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这是从旁观的眼光看的,与无趣之人对坐,如坐牢狱。人可以无爱,但不可以无好,这是从自身的眼光看的,无好之人活着,活着如同死了。人有好,人必有趣,有趣之人则肯定有神至而灵,是性情中人。

广东李观云好石。我去过他家,一座有三层楼的家院里,上上下下摆满了石头万件,有大若柜的,有小如珠的,五光十色,千奇百怪。他曾经开办过工厂,盈润颇丰,数年间却驱车全国各地,千金散去,广纳美石,人多不能理解,以为是疯子,他当然知道,苦苦奋斗了十多年,所赚的钱财原来全为了这些石头!这犹如招寻民间的鸡鸣狗盗之徒,组织演练了一支精兵,又犹如遣散于各地的孤儿终被收养。自己省吃俭用,独于山石不能廉,李观云有了孟尝君之风,天下奇石就为之而趋——这其中发生过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如果石能语,石类必有言传:今没梁山泊,却有观云庄。

今年夏初,观云突然从广东来西安,携一册他写的关于石头的书稿嘱我为序,哈,观云好石也知石,石能归他也始他,原是不捉笔之人现在竟一身斯文,笔意通脱沉着!我欣然应允,遂为记之。

1998年6月

《路小路作品集》序

《路小路作品集》序朋友是气味相投的,况且他同我一样属于相貌丑陋一类,见面少不了要互相戏谑。“呀,才从花果山来的,去哪儿呀这么急的?”“你说巧不巧,才要上你的高老庄找你的,却就碰上了!”老鸦笑猪黑,猪也笑老鸦黑,两个人就拥抱了,哈哈大笑。

是蛇才想着吞象,是蛤螟才想吃天鹅肉,丑人最讲究美好。所以,他要办事就要办成功,要写文章就要写得华丽,甚至连要择偶就要漂亮。他竟能样样实现了!正如此,他有他的魁力,走到哪儿都有听从者,有拥护者,有热爱者,真是瞎人有瞎福。

丑陋的皮囊裹着一颗很高贵的精神,这就是路小路。

路小路本名叫王路遥,他开始弄文学的时候,另一个作家路遥声名震远,于是他就改名了。我说应该改叫大道,他说,伏低伏小着好。但他并不是平地肯卧的角色,凭着写作,从油田上一名小工人变成了干部,由干部变成了专职文化人。没任何人肯抬举他,相貌又时时阻碍他,他真是在荆棘中硬走出了一条小路。

路细而乱如绳索,缠着山却往山上走,这是我曾经写给他的诗。

我是在油田上认识他的,那一年我去油田采风,他作向导,我们翻大山,跑沙漠,上井架,钻帐篷,他一双小眼睛红得如烂桃一般,那一张嘴却除了吃饭和睡着以外就不停地说,说正经的,也说不正经的,都说得蛮有趣,让你像吃老家饭一样,肚子已经不要了口里还想要。天下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说出来水能点着灯,牛皮可以吹破。自那以后,我再去别的油田都找他联系,并约他同行。他精力过人,思维超前,善于社交,处事果断,其之长正是我之短,我笑着对他说,如果你相貌好,可以去竞选总理的。

不,他说,文学正是丑人的事业。

他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早年我在油田上就读过他许多小说稿,其意境的深远,构思的奇特,让我十分惊羡,后来又读过他一批随笔,更觉见解新颖,文笔洒脱。这是一个人与文都有趣,趣味很高的人,又是做人做文志向都豪华的人。面对了这册作品集,我在祝愿,这个朋友与我友好的交往下去,他的不断的新作能让我继续读到。

1997年9月14日

《高老庄》后记

《高老庄》后记

今年我将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没有包括过去的《废都》和现在完成的《高老庄》。设计封面的曹刚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个字做装饰,他选用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刘邦的诗,二十三个字。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能写出二十三卷书的。《高老庄》应该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

在世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惧怕,同样,天地运动也有它的周期性,过去的世纪之末景象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的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故和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焦躁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这个世界,于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憔悴的阶段,上要养老,下要哺小,又有单位的工作,又有个人的事业,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脑袋,而身体却在极快地衰败。

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道德经》再不被认作是消极的世界观,《易经》也不再是故弄玄虚的东西,世事的变幻一步步看透,静正就附体而生,无所羡慕了,已不再宠辱动心。

一早一晚都在仰头看天,象全在天上,蹲下来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式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个黄昏,低云飞渡,我出门要干事去,当一脚要踏下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只虫子就在脚下活活地蠕动,但我的脚因惯性已无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

我站在那里,悲哀了许久,仔悔着我无意的伤害,却一时想到这只虫子是多么像我们人类呀,这虫子正快乐地或愁苦地生活着,突然被踏死,虫子们一定在惊恐着这是一场什么灾难呢?也就在那个晚上,我坐在书房里,脑子里还想着虫子们的思考,电视中正播放着西藏的山民向神灵祈祷的镜头,摹地醒悟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着神灵和魔鬼的,之所以种种奇离的事件发生,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地的比内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

类似这样的小事,和这样的小事的启示,几乎不断地发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样的话: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于是,对于文学,我也为我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惊异了。

当我以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阅读《老人与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今重新捡起来读,我再也没兴趣在其中摘录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动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灵魂!偶尔的一天,我见到了一幅对联,其中下联是:“青天一鹤见精神”,我热泪长流,我终于明白了鹤的精神来自于青天!回过头来,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离我远去了,那些浅薄的东西,虽然被投机者哗众取宠,被芸芸众生的人云亦云地热闹,却为我不再受惑和所骗。对于整体的。浑然的。

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使我越来越失却了往昔的优美、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我是陕西的商州人,商州现属西北地,历史上却归之于楚界,我的天资里有粗旷的成分,也有性灵派里的东西,我警惕了顺着性灵派的路子走去而渐巧渐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发展我的粗旷苍茫,粗旷苍茫里的灵动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我立即有对应感,我不缺乏他们的写作情致和趣味,但他们的胸中的块垒却是我在世纪之末的中年里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

我对于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对于曾经阅读过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觉得是以年龄、经历的丰富后做基础的,时代的感触和人生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的,既使体会,站在了第一台阶也只能体会到第二台阶,而不是从第一台阶就体会到了第四第五台阶。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春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高老庄》落笔之后,许多熟人和生人碰见了我,总在问我又写了什么?我能写什么呢,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但我有致命的弱点,这犹如我生性做不了官(虽然我仍有官衔)一样,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对于小说的思考,我在许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记里也有过长长的一段叙述,遗憾的是数年过去,回应我的人寥寥无几。

这令我有些沮丧,但也使我很快归于平静,因为现在的文坛,热点并不在小说的观念上,没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是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造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二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做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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