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物语-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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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事，有一天我去拜访，老头正在大发雷霆，质问他女儿曰：“你为了那野小子，连爸爸妈妈都不要啦。”女儿在一旁噘着嘴不响，我插嘴曰：“兄台，她不过要嫁那野小子而已，并没有和那野小子串通，来分你的尸呀，怎么能说她要野小子不要二老乎？”盖父母和丈夫不是对立的两个仇敌，有甲就没有乙，有乙就没有甲，而是可以和平共存的至亲，何必一定拿出一刀两断的二分法，让女儿选择乎？儿女虽然和烂女人野小子逃之夭夭，其心仍爱父母得很也。这种观念不弄清，父母的地位永远飘飘荡荡。

张先生曰：“天下父母真是可怜。”我再重复一遍，柏杨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似乎涉及人性问题。鸣呼，人的爱是下颂的，故父母爱子女一定超过子女爱父母。老头老太太思一思想一想，他们对父母爱得多乎，对子女爱得多乎？如果自己爱子女超过爱父母，那就不必指望自己的子女例外。我这不是为非孝论找哲学根据，拜托圣崽朋友千万莫暗下毒手，而是说明这是一种生物的现象，做父母的应了解这是上帝的旨意，恍然大悟，不去作非分的要求，自然心平气和，快快乐乐。因时代在变，不能适应这种变，岂止可怜兮兮而已。好比说，从前马车时代，你一招手，它就停下，凭你上之下之。而如今火车时代，你招十次手它也不停，你如果勃然大怒，去拉它硬停，它能把你摔得头破血流。古时儿女婚姻，天经地义由父母包办，你不包办，让儿女去自由恋爱，准是混账兼王八蛋。而如今流行的是自由恋爱，你仍保留着三皇五帝夏商周的脑筋，怎么得了哉？又好像从前养儿养女是为了防老，如今啥都防不住矣。常听有些人以大义灭亲的姿态，喊曰：“我养儿育女是为国家培养第二代。”这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否则老头老太太岂不更为可怜。但这种无可奈何的说法，正需要我们学习也。

爱情有价论

世界上最教人开国骂的事，莫过于玉洁冰清的大家闺秀，嫁给一个浑身都是花柳病的花花公子。就在台北，有一对在社会颇有名的夫妇（我如果泄漏了他的名字，包管立刻就有天灾人祸），他们生第一个孩子是聋子，生第二个孩子是聋子，生第三个孩子更是聋子，简直一聋到底。搞得天昏地日暗，求神问卜，结果检查出来，那位父亲老爷原来害着国际梅毒。在医学上，没有国际梅毒这个名词，但民间却人人皆知。据说梅毒毒菌有很多种，如果单是一种毒菌发作，还容易对付。如果许多种毒菌纠缠在一起，那就连太白金星都没法度啦。什么六零六，九一四，以及这个“训”那个“训”抗生素特效药，就好像注射到木头上。贤慧娇妻一片纯真，哪听说过这种玩艺？不但贤慧娇妻不知道，就是该丈夫还自以为伤口已愈，不知道血液中的毒菌会毁灭下一代的耳膜也。呜呼，孩子何辜，却承担了父亲风流之罪！还有一种在自己身上就有报应的，提起来更教人作呕，免谈免谈。柏杨先生真想建议立法机关，应该制定一项法令，男女在结婚时，必须提出身体检查证明书，提不出来，法院公证处就不给他证婚。如果自己迳行结婚，就不准他报户口。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仍有人勇敢过度，还是非结不可，那么就让他们成为一对十目所视，十所所指的脏鸳鸯可也。

花柳病问题，不过是学生考卷上的话：“试举一例，以说明之。”实际上健康的意义并不一定指花柳病。晋王朝王浑先生的太太钟琰之女士为她的女儿选择丈夫，他儿子王济先生就介绍一位将军的儿子。老太婆教那孩子杂到一群小家伙群里一起玩，观察了良久之后曰：“这小子一表人才，决可出人头地，只是他活不了多大岁数，再有才干也用不上。”《世说新语》上说，落选的这位小子，果然不几年就驾崩啦。看相能看出寿夭，近乎鬼扯淡，但健康不平衡的婚姻，铁定地免不了乐极生悲。男人的三大不幸之一是“中年丧妻”，女人更不要说啦，愿意年轻轻就守寡的小姐，似乎不太踊跃也。

中途崩殂，也是一个“试举一例，以说明之”，即令不翘辫子，身体不好也实在窝囊，久病床前无孝子，亲生儿女尚且如此，夫妻间更不用说矣。上个月安，柏杨先生肚胀得穷凶极恶，医生老爷唑躺到床上，结果没躺三天我就爬起来，盖别的还好忍受，柏杨夫人的尊脸实在有点水土不服。有一次听她跟邻居那个军爷的太太窃窃私语说，我大势已去，再请医生，白糟蹋钱，只等伸腿瞪眼，她就拿起包袱，带着小孙女，去美国找宝贝儿子。呜呼，此何言欤？老夫老妻，尚用如此；年轻夫妻，要想终身服侍，实不可靠也。

写到这里，准有人捶胸打跌，说柏杨先生老糊涂，爱情不是无价乎？爱情当然无价，不过一旦选上了东亚病夫发展的正确道路。文章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基本，爱情就有价啦，凡是不信邪的公子小姐，尽管拍马而上可也。

我们举的几乎全是极端，不是害杨梅大疮，就是死翘翘，再不然就是躺床不起。其实用不了这么严重，只要有一点不够健康的倾向，婚姻就会布满阴影。盖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一定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健康。俗不云乎，“人穷气大”，人一穷啦，再碰到不如意的事，真能冒火三丈，反正活不下去，拼了算啦。柏杨先生这么大岁数所以总是发生和人吵架的盛典，并不是我真的修养不好（我还有啥不好的），而是穷过了头。（顺便拜托各位读者老爷，万一遇到我老人家向你吹胡子，千万承让，否则阁下一拳打断了我的肋骨，你就脱不了身，我也就吃定了你矣。）同样情形，人一旦害了病，火气也照样很大，林黛玉女士所以小心眼，动不动就使性子，把贾宝玉先生搞得发昏，恐怕与她的孱弱身体有关；薛宝钗女士所以大度包涵，也恐怕与她又白又胖的身体有关。嗟夫，一个人如果娶了林黛玉女士，那才教倒了铁楣，你下班迟回家一分钟，包管三天都没个完。

知识平衡的重要，不亚于健康，即令当一个工人，一个大字不识，顶多扫扫马路，通通阴沟。如果他到办公室写字间当工人，他就得国民小学堂毕业。如果到洋机关伺候洋大人，他就得还会几句“哈罗”。如果他到原子弹发射场，恐怕他必须懂得更多，否则的话，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东碰西撞，说不定会发生粉身碎骨场面。

当工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丈夫乎，更何况当妻子乎？丈夫老爷如果写个便条，请妻子把抽屉里一件写着光学原理的方程式交来人带回，而妻子两眼黑漆社会学的名称，并作了社会学系统化的尝试。晚年还倡导建，恐怕丈夫满面无光。如果妻子下班回来，发现丈夫把她昨天晚上开夜车写的那叠稿纸当作废纸擦屁股啦，她第一念头恐怕是“所适非人。”

但这也并不是说丈夫是个数学家，妻子一定要明白相对论；也不是说妻子是个声乐家，丈夫一定要弹一手好钢琴。而是说，夫妇间至少应有足够的知识水准，了解对方是干啥的。即令在工作上不能帮助，但在生活上及灵性上，必须有能力付出支援——最低限度，也别使对方受窘。

说来说去仍是一句老话，爱情是的，婚姻是互助的。知识不平衡等于蚂蚁拉火车头，恐怕是拉不动。也等于火车头拉蚂蚁，恐怕能拉得它阁下血肉模糊。一个学富五车的男博士娶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姐，或一个学富五车的女博士嫁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子，我敢跟你赌一块钱，这婚姻恐怕用铁链都锁不住。知识程度越接近，平衡的可能越增多。（这可不是说他们准一定幸福，别瞎抬这个杠。）人们常嘲笑有些女学生上学堂不是为了读书，而只是为了弄一张毕业文凭当嫁妆。这话当然有不太恭维的意思，其实这些女学生还是聪明的也。

因人而异

爱情到底是有价的乎，抑无价的乎？没有定论，而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爱情至神至圣，千金不换。有些人认为爱情算啥，跟其他货物一样，照样可以买一火车。连爱情有价论者之中，爱情到底值多少钱，也同样没有公认行情，也同样地因人而异。像吴起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将”；像柏杨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官”；像那位诗人朋友断了线的连襟，爱情不如一辆电驴子。还有些赌徒朋友，赌得急啦，把如花似玉的娇妻都押到牌桌上，爱情价值就更可用筹码计算出来矣。

刘美枝女士对李森先生的爱情起初当然是无价的，但后来在贤明的嫂嫂帮助之下，她的那份爱情就有价啦，价钱是三万元。报上说，当王春瑷女士跟她谈及要她让出李森先生时，她泪流满面，痛苦应允，这是一种崇高的气质，也就是我们所歌颂的“爱是牺牲”的情操——我说这些，不是说她肯自我牺牲就对，不肯自我牺牲就不对。她如果强烈表示不肯出让，固也是对的也，她爱他既爱得真像她和她嫂嫂说的那么深，兼那么紧，她就不应该应允。换了柏杨先生，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冒天下人的拳头，我都不会放弃，拼着老命也要周旋到底，为她而死，为她而亡，呜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痴情照汗青。”

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宽大量放弃了矣，就应该一直保持这种高贵的度量。我想刘美枝女士是有这种自我牺牲决心的，可是嫂嫂大人比较有学问，她就只好反过来要李森先生拿三万元。拿三万元我不反对，不要说三万元我不反对，三千万元我都不反对，盖这已不是爱情问题，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爱情有了价格，可以出卖，便只是看货出价问题矣。

于是，刘美枝女士适时而适度地自杀之后，不再是爱情的纠纷，而是债务的纠纷啦。李森先生如果早付了三万元她还自杀不自杀哉？就是现在吧，李森先生弄了三万元年的著作、文章、信札。涉及文学、史学、哲学、伦理、教，限时专送，送到刘府，她还到处请愿不请愿哉？有些人疑心她自杀的目的不是争取爱情，只是在索取那三万银子。这种疑心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肚，但事实又真的有点像，怎能不教人泄气乎。

那位聪明的嫂嫂对记者们说，当初提那三万元，明知道李森先生拿不出来，只是为了教他知难而退，转回来再爱她妹妹。这话有没有道理是另一回事，但刘美枝女士已坚决表示不要嫁那个人面兽心啦，则李森先生想转回来再爱她也不行啦，剩下来只有一条路摆到面前，那就是，除了乖乖拿出万元，别无他法。咦，三万元的魔力大矣，有此三万元，刘美枝女士不致自杀，李森先生不致变成“始乱终弃”“人面兽心”；没有这三万元，他遂逃不掉“喜新厌旧”“一意孤行”“不堪为人师表。”

三角纠纷的症结只不过在三万元上，如此而已，泛道德论和代数学专家急吼吼而吼吼急，恐怕是有点表错了情。

前天接到一位署名阙先生的来信，指教了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柏杨先生所提的读者来信，原来都是假的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文曰：“常看到你佬把读者的来信照登出来，我们知道不一定有这么一个读者，亦未必给你佬去过信，反正你人佬用这个方式，亦是一种表达的办法，也就无可厚非啦。”不称“老”而称“佬”，视道貌岸然如大侉子，已够不敬矣；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肚，说读者来信仿佛全是捏造的，就未免太明察秋毫矣。记得有位朋友，在某报当副刊编辑（现在他已经不当啦，请勿乱猜），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怎么搞的，得罪了他，他就不动声色，给他来了一个腰斩——不是把人腰斩，而是把文腰斩。腰斩之后，读者老爷纷纷来信责问，有的还以停报恐吓，而该编者老爷固无动于衷也，冷笑曰：“我干编辑三十年，投稿三十年，啥花样不知道，随便找两个人写写信，老套子啦。”结果如何，不必管他，我们只管他的“冷笑”就行矣。一个作者如果依赖自说自话窝里捧，其文便不值钱，即令编辑老爷不腰斩，他也会买一把刀自己腰斩。而一个编辑兼作家老爷，如果有这种亲自下手的光荣经历，因而推想别人也同样如此如此，就未免太头皮痒啦。

柏杨先生写这些，不是要向阙先生争取不平，而是又有信需要答复，连带想起来这么一个学说也。现在要答复的是一位“恕不具名”的限时专送，不但恕不具名，也恕不具地，不过邮戳却是“台南，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庚四”，我们且称之为恕先生。

恕先生第一个要求，是要我心平气和地看。第二个要求，是要我不可把他的信原文照抄发表。呜呼，凡是先要求对方心平气和的，一定自信他具有使对方跳高的本领。关于这一点，敬请恕先生放心，再厉害的信我都不会跳高，盖跳高乃年轻人的事，对于老头，不会有如许大的威力也。至于要我不照抄原信，遵照无误，柏杨先生所以要照抄原信，一则照抄原信可以不用大脑，而稿费照算，二则我不愿被人误认为我在断章取义，盖我最反对断章取义也。照抄而研究之，读者老爷就可发现是不是以偏概全矣，如果我是在断章取义，读者老爷就可青脸曰：“这老头瞎搅个啥？”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则大家都无所遁形。

一去二十年

也是一个可以使太太小姐轻松一下的故事，该故事发生在美利坚（“美利坚”三字不知道是谁译的，既美矣，还又利又坚）：有一位年轻小姐，一天得意非常地戴着订婚戒指上班，一位老女侍看了该戒指，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套祝福的话，最后言归正传，诫之曰：“让我给你一个忠告，臭男人都是天生坏胚，稍微大意，就会出毛病，千万不要太顺从他们的心意，一定要明察秋毫，把定自己的立场。我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坚持我的丈夫要戒烟戒酒，不准乱看别的女人，不准跟别的女人说话，身上不能装钱，下班后一定马上回家。”年轻小姐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忙请教曰：“他照做了乎？”老侍女想了很久，答曰：“不知道，我足有二十年没有看见他啦。”为什么没有看见他啦，书上没有交代，大概她的丈夫受不了她的明察秋毫，脚底抹油了矣。据说林黛女士在死前曾对人叹过这么一句话，曰：“我嫁错了人。”因之有人用作把柄，说她的丈夫龙绳五先生不是东西。我想这句话并不一定如此严重，恐怕凡是明察秋毫的太太，都有过这种伤心断肠的局面，不过有的没人注意，有的没有叹过之后自杀身死而已。呜呼，丈夫也者，结婚时年龄至少都在二十以上，有的还三十以上、四十以上，性格习惯，都已成了定型，不要说太太的力量改变不了他，就是上帝的力量，也只能毁灭他，而无法改变他。这关系可用父母子女作例证，孩子们都是在父母怀里长大的，性格习惯，也多半是父母遗传养成的，双方互爱得入骨，可是一旦到了成年，如果仍左管右管，前管后管，“儿大不由爷”的节目照样出笼，何况立在平等地位的夫妻乎哉？

电影明星的婚姻生活，本身便是一个悲剧。妻子的收入如果比丈夫的收入多千倍万倍，她恐怕很难尊重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林黛女士经常骂龙绳五先生没出息，二人怎能不经常打架？她不但很难尊重丈夫在家庭中的，而且因为敬的消失，久而久之，恐怕爱也跟着褪色，很难不走上分居离婚的一途。同样道理，丈夫在银幕上一言一笑，女孩子们都为之手抖心跳，至少有一千个以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