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文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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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汽，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对社会主义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国内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实事”，而且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像也须有依托，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国内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选自《墨磨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7月版）

招牌文化

招牌文化听说曾经有人编过一本书，是专讲北平的招牌的。堂堂一巨册，有图有字，内容十分充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各种招牌的式样，意义，历史等等，全都详加考据诠释。我颇想拜读一下，却苦于无从得到。大抵天下的好书，都容易变成“珍本”和“秘笈”的。

可恨阅历又太少，没有到过北平，不知道“文化城”里的招牌文化，究竟发达到什么地步，较之海派的招牌，又有怎样的分别？

上海街头的招牌，据我看来，倒也很有些洋洋大观的了。

“名者实之宾也”，招牌的作用，大概也是表达内容的一种标帜罢？不过这恐怕还是很久以前的话，所以未免有点迂；目下是文明世界了，招牌的用途，已经推广得很远。招牌的形式，也早已由死而活，由拙朴而摩登，应时制宜，变化多端，进化到了极致。你跑到马路上去，便只看见摇头摆尾、搔首弄姿的活招牌，红红绿绿的大旗子，闪闪烁烁的霓虹灯，直看到你眼花缭乱，脊梁上发出冷汗为止。

但你倘使看了招牌进去买东西，这就难免上大当。

招牌上写的是“真不二价”的“一言堂”，黑漆金字的；买东西却还有折扣可打。明明打起招牌的国货公司——据说出品都是“本厂自造”的，谁知连“三角”牌的恋爱小说都是贩的东洋货。连药方也开不清楚的走方郎中，上起匾来是“华佗再世”，“着手成春”。蚊虫苍蝇大本营的小面店，总称为“卫生食品”。摆些破铜烂锡，自谓稀世的骨董，古代文化的精英；东抄西袭一大堆，补补缀缀，拿来应市，你说它像垃圾桶，不料它乃是“选购各省名产，统办环球货品”，大有来历的。……但这些只能骗瘟生。门槛稍为精一点的人，就明白其中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花样翻新，冒名顶替，外加插科打诨。杭州张小泉，苏州陆稿荐，店号不曾注册，自然大众可用。倘若主顾不相信，不妨彼此挂上乌龟招牌一块，对天鸣誓，务使真理之神，坐在本店财神龛上。结果是弄得乌烟瘴气，大家看不清究竟谁是谁非。

如今是市面不景气，招牌的用处更大了。据说为“优待主顾”，所以要“特别廉价”。雇几个口齿伶俐的脚色，当街站着，脚蹬口叫，做出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神情，直弄得汗流浃背，力竭声嘶，天翻地覆。路人不明白，以为是有什么人要打进店去，他正在誓死“防御”。其实他是在吸引主客，待价而沽。并且“牺牲”必须彻底，所以要声言不怕“血腥气”，把价目狂跌，跌到连血本，灵魂，人格，一起拍卖完结。

目下这种活动招牌，又打破了固定一处的成例。它们可以在汽车上装成货物的式样，或者是一个大灯泡，或者是一瓶虎标万金油，或者是一套“革命”中山装，吹吹打打，招摇过市。——自然，这样的风尘仆仆，也无非是为的“牺牲血本”。……

一九三六年

看热闹

看热闹时维五月，岁次丁丑，上海跑马厅举行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因为怕参加的人太多，预售座券，以示限制，券价分五元、二元、一元等数种。据报上说，全部坐位五万余，事先早已售罄；沿跑马厅的国际、新世界等旅馆房间，也在两星期以前定售一空云。

什么人这么热心呢？报纸上没有说起。可是我们不妨预测一下：加冕的虽是英皇，典礼也远在伦敦，但到跑马厅参观仪式的、定旅馆了望仪式的，绝大多数是“高等华人”。——自然，一定还有更多买不起座券、开不起旅馆的小市民。

中国的蚁民，大抵都在殷殷望治，希望自己不再被“攘”和被“安”，太太平平地吃一口苦饭了。而中国的闲人，却只愁没有热闹可看。

人家出丧，他们看；人家迎亲，他们看，呆呆地在街上站上个把钟头，一边看，一边还要加以赞叹，加以批评。马路上巡捕打黄包车夫，看热闹的照例围着一大群，失魂落魄地，仿佛赏鉴什么艺术品；被打的一狼狈，他们就觉得有趣，在旁边嘻嘻地笑。

汽车撞坏了小孩，也一样若无其事地看，等到身子碰到西捕的木棍上，并且听得连推连喝地斥道：“去，去！看啥末事！”这才猛然从梦里惊醒似的，搔搔头皮，悻悻然跑了开去，再去看旁的热闹。自己挨棍子，是从来不反抗的，因为一反抗，就难免起冲突，自己就要被困垓心，让人家来看热闹了。

枪毙一个绑匪，看客动以千计，途为之塞。

倘使有钱，对于热闹的赏鉴欲也就更强更广。花钱的，不花钱的，凡有热闹，一律参加，但均以自己不会沾惹麻烦为限。倘使有些不稳，赶紧跑回家去，战战兢兢地关上大门，躲起来。等危险过了，他再出来旁观作乐。

豫西旱灾严重，难民数万，辗转待毙。除了那些以“慈善”为业的绅士，有钱人中，谁有自动捐助一点的吗？参观洋人的庆祝仪式，却早已座券卖光，旅馆房间“定售一空”了。

但倘使豫西的灾区，可以搬到上海大世界来，公开展览，则销售门票，大抵也不成问题，爱看热闹的人，是不问喜庆与丧吊的。看看别人的灾难，在他们也是一种娱乐，谚有之，曰：“隔岸观火”。

而有时简直连自己家里的火也看。听说沈阳失陷，日本军队在街上游行示威的时候，也还有闲人（自然是中国的）张着口伫立参观；第二天的日本报上，说是“皇军过处，迎者夹道，盛称帝国军容之盛”云。

然而座券卖光了，旅馆定完了，怎么办呢？——到马路上“轧轧闹猛”也好。拥拥挤挤，冲冲撞撞的大半夜，弄得满头大汗，然后莫名其妙地回到家里，对老婆说道：“英国皇帝登基，人山人海，小孩和女人轧坏了好几个，真正好白相得来！”

一九三七

人生真味

人生真味

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这“三字经”不是我发明的，但我在滚滚不尽的岁月淘洗下体会到了此中的人生真味。

时间很冷酷，也很仁慈。时间使我丧失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

我经历的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每走一步都不是轻松的。时代考验了我，也哺育了我。这是不幸，也是大幸。

生活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每个人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地读。

必须画好生命的句点，不辜负自己到这瑰玮的人世走这一遭，使自己能够安静而轻快地作一次最后的发言：“永别了，世界！祝福你前途无量！”

焦土上的新芽

焦土上的新芽

在日军的轰炸与烧杀之下，牺牲最惨烈的，是民众；最浩大的，是文化。——焚毁之余，劫掠之外，还要肆意的糟蹋：日军厌恶“北大”至深……对于该校文物，摧残最甚，图书木器，俱作燃料；研究院考古学会室外之石刻、造像、汉砖等品，均作拴马之用，残碎支离，十无一完；室内玉器、铜器等珍品，不遭摧毁，即被盗卖，缪氏珍藏“艺风堂”古今金石文字拓本，于大雨倾盆中，为数日军抛器户外，尤为痛心！（九月十八日《文汇报·北平文化界之浩劫》）“北大”是北方的最高学府，“赵家楼”的狂潮，“一二·九”的恶吼，又是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祥地，遭逢恶运，正也无怪其然。但回答这一切卑劣的暴行的，不是惋惜，不是悲叹，而是沉重的愤怒，坚决的反抗。

虽然少数无耻的文人，也用了一支笔，在出卖着民族，出卖着他们的祖宗和儿孙，但更多的却是风骨崚嶒的斗士。我们有着陷身虎穴，宁肯沦为贩夫，和饥寒搏斗，而不愿代敌人施行奴化教育的教员；我们也有着一面参加军伍，一面仍然以他们悲凉激越的心情，在一灯如豆之下，写出庄严无比的声音，传达给读者的作家；我们还有着无数胼手胝品，在万分的窘境中默默地耕耘着的文化工作者……而废墟之间，焦土之上，也就怒茁了文化的新芽。

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完成的《鲁迅全集》，奇迹似的出现了，而且不上两月，已经在再版；瞿秋白氏的遗作《乱弹及其它》，也早以堂皇的巨帙问世；这两块丰碑的树立，却在劫灰零落的上海。足以为思想界疗饥的，我们还有着《资本论》和《列宁选集》……自然，这一面是说明了政治环境的转变和进步，一面却是给予侵略者的钢铁一样的答复：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毁灭的！——禁锢和压杀，正在走着完结和堕落的路的，倒是法西斯国家文化的必然的运命！

蛆虫的蠕动，苍蝇的嘤嗡，不过是昏乱中的一团黑影而已。

蔡若虹先生有过一幅画，画着一个被日本空军炸死了的妇人，僵卧地上，她的孩子没有被炸着，却还爬在已死的母亲的胸前吃奶，而吸进去的只是母亲的血。——大概还有些微温吧？——画题就叫做《血的哺养》。记不清在什么小说里，也曾看到过相似的事实，那是因为饥馑，母亲没有乳汁，咬破指尖，当作rǔ头让孩子吸着。而这次广州的大轰炸中，就的确有着孕妇被炸碎肚皮，血肉狼藉，死去了，却留下胎儿延续着她的生命的事。我们被摧残的文化，也正由无数已死未死的民众和文化人，用血哺养着，大踏步走向成长和灿烂的前途。

只有专门扯淡的空头，留下来的永远是一页空白！

选自１９３９年７月世界书局《横眉集》初版本

神·鬼·人——戏场偶拾

神·鬼·人——戏场偶拾关于土地

土谷祠，在浙东的农村里，是一种权威的殿堂，它几乎支配着绝大多数“愚夫愚妇”的心灵。按时烧香，逢节顶礼，谨愿者一生受着凌虐，不但毫无怨尤，并且往往退而自谴，以为倘不是无意中曾获罪戾，必定是前世作孽的报应，还得在土地神前献出点点滴滴的血汗钱，去捐造门槛，购买玻璃灯油，表示虔心忏悔，以免除死后的灾难。因为这正是人们死后后必经的第一关，根据传说，无常拘了人们的灵魂，首先就得到土谷祠去受鞫的。所以我们乡间的风俗，病人一断气，家属就得哭哭啼啼地到土谷祠里“烧庙头纸”，其实是代死人打招呼——“烧庙头纸”的大抵是“孝子”，而“孝子”云者，又并非“二十四孝”中人物，不过是死者的儿子的通称，不知怎么，老子或老娘一死，儿子就被通称为“孝子”了。

民间的疫疠，田产的丰歉，据说也全在土地神的权限之内。游魂入境，须先向土地注册；老虎吃人，也得先请求批准。这一位“里庙之神”，照职位看来，大约是冥府的地方长官之类吧；然而他不但执掌阴间的政情，还兼理阳世的人事，其受人敬畏，实在也无怪其然。

关于土地的法相，我小时候曾在故乡的土谷祠里瞻仰过，峨冠博带，面如满月，庄严而慈祥，真像一位公正廉明的老爷。旁边坐着的土地娘娘，也是凤冠霞帔，功架十足。然而奇怪，一上舞台，他们却完全走了样。

在绍兴戏——并非目前上海的“越剧”，而是在当地称为“乱弹班”的一种戏剧里，观众所看见的土地，就完全是另一种面目。黄色的长袍和头巾，额前挂着扁扁的假面具，一手拐杖，一手麈尾，一部毫不漂亮的花白胡子。更奇怪的是鼻子上涂着白粉，完全跟小丑一样，猥琐而可笑，跟庙里塑着的，不可以道里计。（在京戏里所见的，仿佛也是这样。）而扮土地的演员，也大抵在生旦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