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归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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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现在的年画，是大量生产的，自然只能用石印或胶印，不便再用旧法，再用木版来套印。但是由于从小所看到的年画全是木版套印的，有一种先人之见，反而觉得现在这些画得好又印得好的年画，怎样也是“新年画”，不免令人要想起从前那些印得粗糙，画得稚拙，可是充满了土俗趣味的旧年画。

我国的那些旧年画，有两大来源。北方一带通行的是天津杨柳青的出品，江南和上江一带则是苏州桃花坞的出品。我小时是在江南长大的，因此所惯见的年画，全是苏州桃花坞的。在那时候，偶而也有从上海来的用“西洋五彩石印法”印成的年画，价钱比较贵，是时髦货，大家都认为精细可喜。没有想到我们到了现在，反而要怀念那些用木版印的旧年画了。

孩子时的京戏知识、历史知识，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年画上得来的。《三国志》、《杨家将》里的人物，全是从这些年画上在我们的脑中完成了定型，因此不能不承认当年的那些年画，也多少具有教育作用。还有许多民俗知识（也许有些人会说是迷信知识），如老鼠嫁女、五毒图之类，也都是从年画上得来的。因此这些旧年画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和印象。

除了桃花坞的出品之外，当时在我们家乡，还有一些本地的出品，因为当地的刻版事业也是很发达的。本地的出品，很少是故事画，多是门神、花纸，以及那一种画得圆圆的“一团和气”，这是一个梳着双髻的胖娃娃，贴在单扇的门上或是橱上，给我的印象最深。可惜我多年要找一张这样原刻的“一团和气”，至今还未曾如愿。

我觉得这幅年画，简直可以送给世界和平保卫委员会作招贴，它的艺术性和宣传性，都不下于毕加索的那只和平鸽。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新的环境中，对于那些旧的用木版套印的旧年画根本没有深厚的感情，反而会觉得新年画的气氛同他们的生活十分调和，这又是我们一时所不易接受的了

　桃花坞和杨柳青的版画

中国有两处以生产木板年画花纸著名的地方，一南一北，地名都很风雅有趣，北方的在天津附近，名杨柳青；南方的在苏州附近，名桃花坞，两处出产的年画在风格上有一点不同。桃花坞的年画趋向细腻精致，着色模仿绘画，题材也偏重士大夫趣味，多是“姑苏万年桥”，“西湖十景”，“连中三元”，“五子登科”之类。从前人说笑话，苏州人最文雅，就是灵岩山下抬轿的，也显得文绘绘似的。桃花坞既在苏州，那里的年画出产自然也免不掉受到这种影响。而且，桃花坞年画的销路多在江南一带，自然就要适合江南人的口味了。

正如这两个地名所示，桃花坞有点脂粉气，杨柳青三字则朴素爽朗，两地出产的年画在风格上也有这样的差异。杨柳青年画的销场是在北方一带。年画的题材总是以北方人人通晓的京戏故事居多，特别是有侠义成分的武打戏，如《（虫八）蜡庙》，《白水滩大战青面虎》之类，此外就是民间传说，如“老鼠嫁女”，“目莲救母”。也有少数略带风雅气味的，那是专销京城开封洛阳一带读书人家的。杨柳青年画的刻工比较粗壮，着色也喜欢用大红大绿，无意模仿绘画。这是民间艺术的本色，因此我一向喜欢杨柳青年画的这种风格，觉得苏州桃花坞的年画，敷粉描金，不仅不风雅，有时反而显得太俗气了。

这里所说，当然都是指两地的出品在五十年以前的情形，也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在儿童时代所见到的贴在家中墙上的那些花纸年画。自从西法石印流行以后，这些用木板套色和手着色的年画，起先是为时势所迫，模仿石印，接着自身更被石印所打倒，于是美女月份牌就替代了木板年画，出现在穷乡僻壤人家的墙壁上了。这些月份牌都是“红锡包”，“哈达门”一类的广告，外国资本挤垮了手工业，就是在过去年画的兴替上也看得出来。

木板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重要的一个部门，和版画图籍一样，该是我国今后版画艺术发展的源头。荣宝斋式的套印木板适宜于艺术品的复制，杨柳青式的木板年画则更适宜于创作版画。对于这一份文化遗产，近年已经有人在加以注意，整理研究，恢复生产。最近更将有《杨柳青年画资料集》，清代《京剧版画》出版，都是整理杨柳青旧年画的产品。近来我国的木刻家很喜欢搞套色木刻，可惜多在西洋套色木刻旧风格上摸索，因此色调都是看来灰沉沉的没有精神，这是因为西洋套色本刻总是模仿日本浮世绘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套色木板就是这种风格。我们自己有更好的师傅在，何必去向别人学呢？

　家乡名称沿革的小考证

我的家乡南京，在历史上是六朝旧都，堆集着一大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旧渣滓。不说别的，单是这个地方的不同名称，就多得使你弄不清，要整理考订一下也不是易事。《金陵建置沿革表》的编著者傅春官，在他这本书的自序里说：

金陵之邑，帝王之州，古称重镇，八姓所都。东晋以还，复多侨置，欲考名实，最易混淆。

最近有机会又重读了几种关于家乡的志书，在名称的沿革方面，读到了不少很有趣的新资料。

首先，我们的家乡今日通称南京。这个名字实在是很新的，在明朝才开始用，明以前是不通用的。明以前的南京，通称金陵。

朱元璋灭了元朝以后，在金陵建立了“大明王朝”，并且定金陵为国都，称为南京，用来与元朝的旧都“北京”相对，这是南京的由来。后来镇守北京的燕王起兵“靖难”，南下夺取侄儿的王位，成功后迁都北京，定南京为陪都，南京的名字不废，从此成为近世通用的名字了。

南京最古的名字是金陵，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当然若要再往上推，还可以称为“扬州”，因为《禹贡》所称的当时“十二州”，其一“扬州”的范围就包括今日的南京在内。但这是泛指一个专区而言，并非专指南京一地，所以不能算数。

金陵这个名字，始于楚国，楚占领了吴越以后，就称今日的南京为金陵。这个名字可说一直到今天仍在沿用。“金陵”二字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景定建康志》说：楚王尽取吴越之地以后，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曰金陵”。另一说见《建康实录》，说楚威王因这地方“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这是说楚威王“因山立号”，根据山川形势来定地名。由于南京的山脉与华阳金坛来的山脉相接，所以取名“金陵”。不管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是正确，我们可以知道，自吴越以后，今日的南京就被称为金陵了。

金陵这名字也曾经被废除过的，那就是在秦始皇的手上。《建康实录》说：“始皇三十六年东巡，自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于是我们的家乡又多了一个名字：“秣陵”。

自从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以后，我的家乡的名字就不断的被人一改再改。继秣陵之后，曾改称建业、建康，后来又改称江宁。

秣陵改称建康，是三国时代的事。陈寿《三国志》《孙权传》说，建康十六年，孙徙治秣陵，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康，又称建业。建业的业字，有一时期还规定要写成“邺”字。

三国以后，到了晋初，又改称江宁。《宋书·地理志》说：晋太康元年，分袜陵置临江，二年更名江宁。“临江”之名，大约是由于临大江，由临江再改成“江宁”的原因，据《太平寰字记》引《晋书》说：“晋永嘉中，帝初通江南，以江外无事宁静，于此因置江宁县。”

不过，江宁不是南京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末为止，南京或金陵，是由两个县组成的，除了江宁之外，还有一个“上元”。

这样，到了唐朝，我的家乡又多了一个新名字，改称“白下”，又称“白门”。后来的诗人有句：“白下有山皆绕郭”，又云：“白门杨柳好藏鸦”，都是指此。我觉得“白下”和“白门”两字很漂亮，一向很喜欢。可是，据史书的记载，曾经有一个皇帝因“白”色是不祥之色，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个迷信的小故事很有趣。

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曾记载了这个笑话，又考证白下得名之由。他说：

两汉《地理志》未有白下县。按《南史》，宋明帝时，闻人谓宣阳为白门，以为不祥，甚讳之。右丞江谧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

按《唐会要》及《地理志》，武德二年，更江宁曰归化，八年又更归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正观九年又更白下曰江宁，则白下县始于此，然未知其得名之因。

据他的考证，白下的得名有几种说法，而且不始于唐。他说：“春秋时，楚使子木之子胜，处吴邑为白公。金陵，吴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说谓本江乘县之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自下城，东门谓之白下门，正其往路也。”

自下门的驿亭，当时就称为白下亭。李白有《金陵白下亭留别》诗，有句云：“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亭。”但我觉得关于“白门”这名字，最有趣的是：那个迷信忌讳白色的宋明帝，因臣下偶不小心提到了白门，竟狠狠的骂道：“白汝家门！”简直是泼妇骂街的口吻。

在南京不曾被称为“南京”以前，即在唐朝以后，明朝以前，我的家乡就在金陵、秣陵、建康、建业、江宁这些名称上打转，改来改去，同时还将辖境分成新县，时而隶属甲地，时而又隶属乙地，但是主要的名称不外上述那几个。直到明初，出现了“南京”，这才稳定下来了。同时除了本身以外，所辖的县份，也固定下来了，这就是江宁和上元两县。

到了清朝，南京在行政区划上的正式名称是江宁府，南京是府治的所在地，辖下有两县，即江宁县和上元县。因此一个南京人，他若是世居城内的，他就是真正的南京人，若是住在城外的，在籍贯的填写上就应该称为江宁人或上元人。从前应考时就要这么严格的区分。

在地方志乘的编纂上，有金陵志，建康志，江宁府志，江宁上元两县志，却始终没有南京志。上江两县的辖境，满清同治年修的《上江两县志》上说：

上元县，江宁府附郭首邑，境辖城东一面，北宽南狭……江宁为省城附郭，与上元同城，境辖城之西南一面，统计积地三千四百十四方里。

不过，南京虽有上元江宁的区分，过去除了在官式的履历籍贯上要这么填写以外，一般都是同称南京。

除了上述的这些名称以外，由于历代在行政统辖上不时有合并创新的措施，南京过去的面积范围和隶属问题，也非常复杂。上面已经说过，在隋唐以前，南京这一带的地方，始终是属于“扬州”的范围。直到唐朝以后，“扬州”才成为江北的江都县专用名字，这就是今日的扬州，不再管辖到江南了。

还有，江乘、胡孰、丹杨、濑渚、平陵、归化以及其他上十个少见的名字，在过去都曾经是南京，或南京一部分区域使用过的。濑渚、平陵是吴越时代这一带的旧城名称。江乘是秦朝的。《史记》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巡，“自江乘渡”，就是说他自江乘县渡江。

还有“丹杨”，这个古县也是设在今日南京境内的，“杨”字从木，不同于后来的“丹阳”。直到清朝，在江宁县境内还有古“丹杨”县城，俗称“小丹阳”，以别于今日镇江附近的另一个丹阳。

“丹杨”的得名，据《晋书·地理志》说，是由于附近的山上多赤柳，所以称为“丹杨”，与镇江的“丹阳”，全然是另一回事。

我看，很少别的地方，在名称的沿革上，会像我们的家乡这么多变革和不易弄得清楚的

　读枝巢回忆篇

前些时候，诗人一峰先生惠寄一册《枝巢九十回忆篇》，翻了一下，见是一首述怀的古体长诗，我也不知道这位枝巢先生是谁，就放在一边。昨日读高伯雨先生的一篇记夏仁虎的文章，知道枝巢是夏仁虎先生的别号，是江宁人，去年秋天才去世的，享了九十高寿。那么，是一位乡先贤人，这才又取出来在灯下细读一遍。

以年岁来说，枝巢先生的辈分，该是我的祖父辈了。我生得晚，不及见到点过翰林，又放过学政的祖父，但是却见过母亲的王家外祖父和继母的吕家外祖父。吕家外祖父也是官京曹的，与潘复、郑洪年、誉虎先生都有来往，一定与这位“藏身百僚底，舣艇惊涛上”的同乡是相识的。

读了这首长诗，才知道这位前辈对于家乡的著述已经有过不少。“京市既成书，省志补耆献”，他除了主修过《北京市志》以外，还重修《江苏通志》，补耆献传三百篇。“秦淮与玄武，水利俱条贯”，据自注说，作《秦淮志稿》，由金陵文献馆印行。又作《玄武志》，已先刊行。“岁华书可读，遣民表邦彦”。自注说：“作岁华忆语，述南京风习”，又作《南京明遗民录》，为修志资料。

枝巢先生诗中所提起的这些有关家乡著作，我简直一种也未曾读过，这真是说来惭愧。尤其是叙述家乡风习的《岁华忆语》，该是我最爱读的，可惜不知道曾经刊行过否？

我又从这篇回忆诗中，知道作者在晚年曾将自己藏书中有关乡里者，献之公家，“有关乡里书，举向南京献”。将来有机会回乡，一定要到图书馆去看一看。

《枝巢九十回忆篇》，是一首五言二百二十二韵的长诗。作者以韵文叙述了他一生九十年的经历，旁及世变和国家大事，起于满清同治，近迄一九六三年在北京的生活：“生在新社会，应学好模范，公益先完成，私利戒单干，一家无闲人，举室少懒汉”，诚如他自己所说：“予作此篇，叙述生平，纬以时事。告语家人，但期易读易解，近代名词，时亦羼人，此难以昌黎南山诸名作相绳检也”。老人能这样通达，乃是最难得的。

枝巢先生活了九十岁，这首长诗就是一九六三年在他九十诞辰完成的，他自以为“百龄须臾耳”。哪知就在这年秋天谢世了。他在作回忆篇之后，曾自题七绝四首，第一首云：“居然生见九州同，东亚堂堂大国风，我较剑南情绪好，不烦家祭告而翁。”老而能作此语，可见胸襟的旷达，此翁实在是吾乡的人才也

　顾二娘制砚诗话

这一次中华书局举办的书法文玩展览，陈列砚石甚多，其中有一方款为顾二娘制，石作灰绿色，砚底镌一佛像，真伪虽不可知，然颇可玩赏，顾二娘为清初吴门人，以善于制砚著名，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动手，因此虽以制砚著名，然亲手所制者不及百方，余多伪作。相传她辨别砚材，只须以脚尖点石，即能知道石质的好坏新旧，此殆好事者故神其说，于是顾二娘砚遂更为人所重，袁子才《随园诗话》载杭州何春巢得顾二娘砚，背上镌刘慈七绝一首，因题“一剪梅”一阕纪其事云云。据今人考证，砚上所镌七绝乃黄革田诗，见黄著《香草斋诗集》，并非刘慈所作，其为作伪可知。《随园诗话》的内容，所收多互相吹捧及应酬之作，市侩气甚重，久为识者所诟病，所记何春巢《题顾二娘砚词》一事，也可作证。袁氏云：

何春巢在金陵得端砚，背有刘总绝句云：一寸干将割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破云：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赠之以诗。顾家于专诸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