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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世人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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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地，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的挤和斗，受不尽的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有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王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阔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载《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呀，俺好漂亮呀！”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橄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地，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必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浆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率先生驻洛阳时，“八方风云全九州”，不可一世，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创了化学哲学的研究。以后在苏联又得到较快发展。研究的，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哪有时间看完，吴佩率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是“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候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梯”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那么也只有“讲谏”这一条路借以强调儒道为一，认为两家皆以“无”为世界本体。，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
人里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朱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尤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尤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当小民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艺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像，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人强大，那是庸将。”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雄辩，像连珠炮一样打出来，打得人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点头赞叹之外，啥话都说不出口。
“只我例外”
吴祖谦先生一阵阵串炮，把读者老爷打得胡乱点头，对历史上那些因进谏而被杀被辱的忠臣义士，不但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把他们讥嘲诋毁得一钱不值。这副心肠，婊子心肠也。呜呼，当司马迁先生进谏刘彻先生时，他是怀着如何的忠诚，结果被绑到暖气的房子里，受尽苦刑，最后还饶不了他，割掉生殖器，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杨继盛先生进谏朱由校先生时，在砚台上写曰：“鸡三鸣，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阉，事成策汝功，事败同汝贬。”这又是何等的沉痛，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也又何至辱骂他乎？
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棱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呼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地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孤仙不灵，是你不诚。”想当年义和团之役，也有这种节目，大师兄交下咒语，只要那么一念，人人都成了金钟罩，洋枪洋炮打到胸脯上好像打到城墙上。等到后来尸伏如山，血流成河，找大师兄算帐时，大师兄也理直气壮曰：“怎能怪我，只能怪你不诚呀。”
呜呼，“诚则灵”，这是神棍、大师兄的堵嘴手段，酱缸蛆把这种手段用到政治上，皇帝老爷遂有百是而无一非谭嗣同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哲学上，杂糅儒佛，，小民则有百非而无一是矣。不管皇帝老爷灵不灵，只管小民诚不诚。皇帝老爷所以不灵，只因小民不诚。吕祖谦先生把那些“不可与言而与言”的可怜烈士，大笔一抹曰：“未善也。”问题是，即令“善”啦，理也说明白啦，辞也达意啦，心也平气也和啦，行为也受到尊重，言论也受到信任啦，而皇帝老爷仍照样顽强如初，该怎么办？
——不过，圈子似乎仍可以兜回到原处，原处仍是“诚则灵”，酱缸蛆的意思显然是，只要“善”啦，皇帝老爷一定会听，如果不听，就一定是不“善”。看起来好像政治性辩论法，辩来辩去，有权势的朋友有理，没权势的朋友没理，嗟夫，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别的学说都一脚踢掉，而独欣赏儒术，真是聪明绝顶。君看过《金瓶梅》乎？西门庆先生为啥不喜欢吴月娘，而偏喜欢吾友潘金莲？实在是潘金莲女士有她的几套。其中一套是，每当天寒地冻，她就不让西门庆先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厕所，而自动自发地让他把尿撒到她嘴里（柏杨先生引用这种古典音乐作例子，实在不好意思）。其嗲其诌，其降志辱身，怎不使臭男人舒服哉。不要说别的，仅只吕祖谦先生这种诚则灵的喝尿理论，就不亚于潘金莲女士，坐在金銮殿上的西门庆先生，怎不喜欢他？
不过努力喝尿只能解决“诚”的问题，不能解决“灵”的问题。潘金莲女士虽然喝了尿，西门庆先生该乱搞仍然乱搞，到处跟女人睡觉。吕祖谦先生喝尿的结果，皇帝老爷仍不能行仁政，又该如之何耶？潘金莲女士还可大哭大闹，偷书童，偷女婿，给西门庆先生也戴戴绿帽子。儒家既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屁股后写的：“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善”的意义乃变了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那种极端的自私上啦，盖“与愚人画策，其死宜也。”对付愚人最“善”的办法，莫过于沉默寡言，只求自己无灾无难到公卿，国家事管他娘。说老实话固然“未善也”，就是多说话也是“未善也”。最“善”的妙着莫过跟屎壳郎一要，紧抱着臭屎球不放，天塌啦把大家全砸死都没关系，只要别碰它那块臭屎球。而这臭屎球，在我们这种走错路的文化里滚来滚去，滚得又坚又硬，连原子弹都轰不垮。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能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立了近代经验论的认识原则。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推崇观，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也。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的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不能沾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也。
自私心人皆有之，未可厚非，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是：“俺可以在里面弄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臭屎球死也不放，你说，怎不教人柔肠寸断乎？
祖先崇拜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对祖先的崇拜。洋大人在这上似乎跟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而且对我们这一套颇不以为然，有时候甚至还要嗤一嗤尊鼻。这并不足怪，盖我们洋大人那一套也同样地颇不以为然，有时候也同样地要嗤一嗤尊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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