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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的十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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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亮
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２０００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２０００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２９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５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６００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５块，一年损失６０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６０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１２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巴依老爷”（1）
－－存钱、集邮、看电子游戏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一个贫寒子弟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爱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想让自己与只知道玩泥巴、沙坑的伙伴们，有些不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打小就对家庭的境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对节约有了比
较特殊的情感。
上幼儿园及学前班时，学校都会发作业本。我会将压岁钱，及从牙缝里省下的零花钱，夹在作业本里，既存了钱，还可以当书签用。集到一定程度，我会让妈妈将其换成新的，比如十块钱的大团结。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存钱罐。小时候，由于没钱买玩具，妈妈给买的存钱罐就是我心爱的宝贝了，每年她都会买一个存钱罐送给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代表陕西队在北京四块玉代训期间。
记得第一次拥有存钱罐后，我游说家人：“爸妈，您们往里面丢个硬币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声音！”知子莫若母，妈妈一眼便戳穿了我的鬼把戏：“扔进去，你就不会给我们了。”我嘴硬地解释：“我又不乱花，只不过在帮你们收集零钱嘛。”这倒是实话，我从来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在北京代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特高级的电子存钱罐。这个小东西在宿舍里大受欢迎：只要投一个硬币进去，背景马上会出现一个大红心，随后还有两个亲嘴的小人，连续亲三次。我对围观的小伙伴说：“你们投吧，可以看亲嘴呢！”小伙伴们都挺聪明，看够了热闹之后便一撇嘴：“我们才不要看呢。”随后各自散去。
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我只得把存钱罐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个个地再向罐里投。好景不长，那些漂亮的图案不出现了，小人也不动了，因为电池耗光了。从节俭的角度，我认定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我还得为它买电池，这无疑又得让我另外投资。
我曾向家里保证说，绝对不会乱花存钱罐里的钱。我做到了！尽管经常手头“吃紧”，但我从来舍不得花里面的钱，哪怕是一分钱。就那么一分、两分、五分，一点点地存着。每次买东西找钱，我都希望别人能给我硬币；而哪个小朋友要是有硬币，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拿纸币和他们兑换。过年时，我缠着妈妈把给我的压岁钱也换成硬币。
离开家住宿舍之后，我早上通常比队友们醒得早，于是我就呆在上床、趁他们酣睡的时候，把存钱罐里的钱全部倒出，按各种方式分类，例如面值、发行年限、新旧版本等，一遍又一遍地数。
可是奇怪，每次我数出来的钱数都不一样。
但是当硬币“哗”的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点像动画片《阿凡提》里面，总爱在家偷着数金子的守财奴巴依老爷吧？！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当年队友们从来都没发觉，那个一清早就在上床铺数钱的田亮。你能想到吗？在艰苦而单调的训练之余，数硬币曾经是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
喜欢集邮纯属偶然。小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对我的影响最大，而她的爱好、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标准，都直接左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姐姐成了集邮发烧友。每天放学后，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摆弄自己的邮票集，向我炫耀这些邮票的来历，及其背后蕴藏的典故。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有了邮票这个概念。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下定决心：我也要集邮。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阻力就是钱。当时为一日三餐操劳的父母，是断然不会容忍家里两个孩子都有如此“劳民伤财”的爱好。于是，我一次次缠着妈妈要钱，经不住软磨硬泡，妈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集邮可以，但必须用自己的钱买。那时候，他们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用钱，而我其他的收入全靠过年时大人给的压岁钱，平时根本舍不得花。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渐渐转移爱好。
不过，她低估了我的意志力和理财能力。当时，离我们学校两三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集邮市场。一有空闲，我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比较，然后通过挑选邮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财观念：第一，我会很谨慎地把每个礼拜的这一块零用钱用在“刀刃”上；第二，我会仔细推敲如何支配这一块钱、怎样买到漂亮、便宜而且数量多的邮票。
我一般会买一套四五张的套票，或者一套两张的，有些邮票很贵，我顶多买一张。那时
十二生肖中的猴票（1980年）比较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买当年８分钱票面价值的鸡票（１９８１年）。等有钱后，再买狗、猪之类不太贵的邮票。从那会儿起我就养成了追求完美的个性，我向往的东西，一定要买下来，如果钱暂时不够，就先攒钱，等够了之后再买回来。
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他后来调工作，到《当代党员》杂志社，还加入了集邮爱好者协会，目的就是帮我收集邮票。可惜进入国家队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集邮了。
但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的集邮岁月。它给我的乐趣，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集邮册，而是专注积累研究、反复比较这个过程。
我还是电子游戏机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不是亲自参与，而是旁观。原因是－－没钱。
无论是当时新出的《雷龙》加油飞机游戏，还是后来流行的《任天堂》、《三国》游戏，我对里面的程序步骤都烂熟于胸。比如最先出的《雷龙》，哪里会有流弹、炸弹、哪里该加油等等我知道得门儿清。
那时候从学校到我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游戏厅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每次到了游戏厅之后，由于没钱，加上性格内向有些“认生”，我只能静静地在一边等着、看着。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执着地等待下一个参与者的到来。
经常看到某些人因为水平不高，投进硬币后立码就GAME OVER了，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但又不爱说话、不想乱支招。那时候，总希望能有一个高手出现，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的游戏中找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别看我不亲自上阵，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心投入，哪怕是旁观游戏。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早晨，我都是早早起来，给家人买了面条、匆匆吃过早饭后，就撒腿就往外跑，每天放学后，我也会飞快地跑。目标只有一个：看游戏。
跑得飞快是因为要赶时间！我必须在上学和放学回家之前，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看别人玩游戏。没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后来在国家队无人能敌。
现在看来，我小时候的三个爱好：存钱、集邮、看别人玩游戏，基本上都与节俭有关。虽然我现在不再为了买邮票或发愁，但我现在依然会认真计划着每一分钱，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很多人都在笑话我当年是个守财奴，“小葛朗台”。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磨难，不知道一分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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