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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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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郭沫若听后无比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前还亲自来看望过郭沫若。周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着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着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郭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关心十分感激。他此时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实在不可能对他有更多更大的保护啊，他自己也还处境艰难，要对付多少难以对付的事啊！
“1·25”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扩散。
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诗曰：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在这两首诗中，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脑子里的“蛊毒”，和工农大众一道去“涤除污浊绘新图”。这一些，可以说都不是虚情假意的表态，而是他的确如此想，如此认识“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的。实实在在，两首诗都给人充满“诚惶诚恐”之感。
这实在是够难为郭沫若的了。
但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是极为容易、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其中不知有多少矛盾，多少痛苦！
我们知道，就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排山倒海的五四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的郭沫若，也并没有对孔子及其学说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依然对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个“球形的天才”，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哥德和孔子堪配这一称号。1920年1月18日，他在致好友宗白华的信中写道：“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他对孔子的认识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的。
而今他在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强大威力”下，不得不“弃旧图新”，此事是耶？非耶？对于郭沫若以至对于我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来说，幸耶？不幸耶？现在已经是洞若观火了，可在当时，又有谁能够体认到郭沫若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呢？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
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张春桥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势，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着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江青更是施展各种手法，软磨硬缠，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被张春桥、江青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
第十章 忠心不贰至死不渝
●一、深深的哀思
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痛若。
惨烈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这一年。数以十万计的生灵涂炭。惨象令人不堪目睹。
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连着三位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人世。他们是：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虽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郭沫若也正以衰病之躯忍受着各种折磨和打击。
1月9日是郭沫若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天很冷。他很早就醒过来，一直睡不着，内心空落落的。
早晨，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逝。
家里人考虑了半天，要不要把这一噩耗告诉郭沫若。告诉吧，老人身体太虚弱，和总理的关系又非一般，老人能经受得住这一打击？不告诉吧，这样大的事，也正因为老人和总理非一般关系，又怎么行！
考虑的结果还是：告诉！
郭沫若立即感到天旋地转。尽管这一段时间不断听得周恩来总理病情变化的消息，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郭沫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对生死问题已看得很透，因此对总理可能的结局，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真听得消息传来，还是觉得十分突然。
屋子里死一样寂静，人们都默不作声。
郭沫若脸上似乎有些木然，嘴里不断喃喃有声：“总理死了，总理死了……”
是的，郭沫若和周恩来从1926年相识相知，至此是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风风雨雨，荣辱与共，患难相依，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友谊。这是战斗的友谊，是理性和感情并重、思想和性格相融的友谊啊。俗话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可又不是一般人之间的“真情”啊！
郭沫若望着天花板，泪眼朦胧，老眼昏花。从50年前他和周恩来在广州的相识起，一幕幕情景映入眼帘：
周恩来鼓励他支持他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讲课；周恩来鼓励他支持他参加北伐；周恩来在南昌起义败退的路上，热情接待他，挽住他的手一起战斗。他特别不能忘记这一幕。那是在南方农村一座小学校里的一间四面通风的破教室，黑板上临时悬挂着一面布满绉褶的镰刀斧头旗，郭沫若举起自己的右手向党旗宣誓，决心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和另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李一氓。
思想延续着，画面一帧帧地更换：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周恩来原想安排他转移去苏联，后因故未遂，又重新安排他东渡日本；1937年抗战爆发，周恩来安排他由日本回国，接着又让他参加三厅工作，让他作为一名不公开身份的党员并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重庆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艰巨而复杂，每每遇到困难，每次开展新的工作，都有一位重要人物为他出谋划策，给他以极大的信心和力量，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周恩来；解放战争后期，为保护一大批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力量，组织包括他在内的文化人撤退香港，后又把他接到北京的，还是周恩来；建国以后，自己一直在政务院国务院领导下从事文化、科学、外事等工作，其直接领导人，又是周恩来；一直到近年，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一遍遍温习，一遍遍地回顾。五十年的历程，五十年的道路，遥远，漫长……，他感到温馨，又感到哀恸。
他始终默坐着。突然，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可脚下无力。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上前扶他，问他想做什么。他摆摆手，指着不远处的书桌，让人扶他走到书桌前，颤抖着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一行字。这行字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又轻声地朗读了一遍，眼角上迸出了泪花。
第二天开始向总理遗体告别。人们劝说郭沫若，年岁大，天气冷，身体又不好，就不一定到场了。郭沫若没有听从劝阻，说：“这是最后一面，无论如何是要见一见的。”
北京医院的告别室。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排着队。队伍延伸到马路上……寒风凛冽，乌云密布，哀乐低回。
郭沫若进到告别室。他步履维艰，勉强让人搀扶着向总理鞠躬告别。他两眼紧盯着总理的脸庞，想看得再清楚些，但昏花的老眼今日格外迷离；他想跟邓颖超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干涩的嘴徒然开合，发不出声音。但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他振作精神，几经斟酌，终于在13日写出七律一首《怀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这首诗在当时没有发表，也不能发表。因为当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对悼念周总理有着各种限制，即便是郭沫若想有什么表示，也不允许，也不可能。
15日下午，郭沫若又抱病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被人用轮椅推着进入总理灵堂的。
他一直沉默不语。所有到会的人也都沉默不语，尽管是熟人，也彼此不打招呼。
偌大一个会场鸦雀无声。
追悼大会开始，全场在肃立致哀。郭沫若尽管两边有人扶持，他还是感到两腿乏力，站不起来。他急得一身大汗，咬着牙命令自己：“站起来，必须站起来，我一定要站着向总理致哀。”终于，一股神奇的力量帮助他战胜了自己。他昂然将弯曲的腰尽量挺直，向自己最亲密最敬爱的战友致了最后的敬礼。
●二、悲痛天柱折
不幸的消息不断传来。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八十多岁高龄溘然长逝。朱德也是郭沫若的老领导老朋友。在北伐战争处于危险的时刻，郭沫若就是在南昌朱德家中连夜赶写了揭露蒋介石背叛大革命阴谋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引起全国震动，在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节。朱德还是郭沫若的同乡，“亲不亲，一乡人”，加上革命的战斗交谊，他在周恩来逝世不到半年后病逝，对郭沫若不啻是雪上加霜。
还有更大的震动和打击——9月9日下午，广播电台传出消息：毛泽东与世长辞。
噩耗简直令郭沫若难以相信。他再一次堕入悲痛的回忆之中。
郭沫若和毛泽东从1926年在广州相识，继而交往，特别是建国以后过从甚密，也和他同周恩来一样，经历了整整50年，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50年中，特别是建国后的27年中，他从政治上、文学上以至生活上都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最后几年，毛泽东对他似乎较为严厉，在“批儒评法”的问题上对他有所批评，但总的说来，还是关心和保护的态度。他知道，这27年中，毛泽东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己不能和过去一样以一般朋友和同志平等视之。他对毛泽东更多是遵从、敬仰、崇拜，这种感情和态度完全是出自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勉强。但他也忘不了作为诗人，毛泽东和他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那真是怎样令人激动不已的情景啊，这时，彼此以诗人的纯真和纯情相见。在郭沫若的思想里感情上，他对毛泽东真的达到无比尊敬无比信赖的地步，所以当两人有时观点看法发生歧异，郭沫若放弃、改变自己的看法观点都觉得十分自然，并不觉得怎样为难。他心甘情愿地对毛泽东无限钦佩，无限忠诚，至死不渝。
有一件事在郭沫若心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是1958年12月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他公开党员身份。
《人民日报》在12月27日以显着位置报道了郭沫若以及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中央国家机关三百余名知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这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郭沫若，他是这三百余人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一直是以“党外民主人士”（准确地说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现在，他们都加入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郭沫若早就想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一切活动。特别是1958年全国开展“又红又专”问题的讨论，一些青年以郭沫若为例不一定要“又红又专”而可以“只专不红”（当时社会上简单地以“红”、“白”来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红”表明政治好，是党员），郭沫若便想显示自己原本的“红”的颜色。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一般人，他的身份是否公开需得到党组织的同意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由于当时热气腾腾的政治空气，为了吸引更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靠拢，党中央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经毛泽东批准，郭沫若亦以新加入党的形式敲定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对此，郭沫若是十分同意十分高兴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情，他在消息公布后的第七日（即1959年1月3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学习毛主席》，说自己过去“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好在已经公开宣布自己为共产党员，所以希望青少年朋友们也争取入团、入党，处理好红专关系，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学习。
现在，就是自己心目中无比尊敬无比崇拜的毛泽东真的撒手人寰，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感到悲哀呢？
毛泽东的逝世，标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由此将翻开新的一页。事实证明，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挽住历史前进的脚步。然而，当时的郭沫若不可能看清时势的发展。他已经非常衰老，十分疲惫，只能在早已习惯的思想框架中行走和漫游。他不知道暗夜就要过去，曙光即将到来。他还在，也只能在为毛泽东的逝世而悲痛，而担心： “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还没有宣布结束，全国各条战线还乱轰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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