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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往事:黑帮的童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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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绩提升。于是,在我的要求下,她答应了帮我作弊。
老师是个好人,古板的好人。古板的好人眼中往往掺不得一颗沙子。王丽和我都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我被记小过,王丽被记大过。然后,班主任在班会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批评了我们。这种事情在我的身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它只会让我反感,而不会让我恐惧。只不过,听到王丽名字的那一刻,我侧过头,看见第一次被扯下光环的她目光呆滞,在全班人叵测的目光下,倔强地抬着头,望着老师,却硬生生将下唇咬出了一排血红的牙痕。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了后悔与心疼。
第二天,老师将我们的位置分了开来。如果换做另外一个女孩,在这样的压力下,也许从此之后就会和我分道扬镳,不再来往。可惜,王丽不,她太骄傲,也太倔强。她相信,要出这口气只有真的让我的成绩飞跃式地提升。于是,在我试着冷却彼此关系失败之后,我们反倒变得更加黏糊,老师同学们也看得更加不顺眼。
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事情迎来了最后一个转折。一直以来,在九镇,我无数次听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传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是:那一晚,我叫出了王丽,两人一起在车站旁边的小旅社开房睡了一觉,被学校发现,然后开除。传说传得多了,也就成了事实,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实际的情况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必要去说,说了也没有人会信。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那个早已经变成了黑道大哥的我在喝多了酒之后,首次对另外一个极为亲近的人说出了这段尘封的往事:“什么开房啊?!那个时候,老子亲都没有亲她一下,就是牵了几下手。那么点大,那个年代,哪里来那么大的胆子?还开房,嘿嘿,小钦,唐一林你晓得唦?那天晚上,他从市里搞到了一台录像机、几盘外国的电影带子。录像机啊,那个时候哪个看到过?老子专门到学校喊她一起看下稀奇,何勇、铁明、鸭子当时都在。这些造谣的狗杂种啊,都他妈的不得好死!”
第二天酒醒之后,那个亲近的朋友告诉我,昨晚我说了很多。不过,我还没有说的是,学校能查到王丽一夜未归,是因为在王丽的寝室里住着另外一个女孩。另外一个同样来自农村、同样希望考上大学、同样努力勤奋,却没有王丽那么好的成绩、那么漂亮的女孩。当这个女孩的嫉妒与欲望战胜了人性淳朴一面,终于决定敲开政治处大门去告密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最后,班主任做出的决定很简单,让那个告密的女孩成了班长,王丽和我已经记过在先,依旧不思悔改,为正校纪学风,开除学籍,扫地出门。被开除的那天晚上,王丽来到了我家,将我叫出了家门,我们真真正正地向彼此献出了人生的第一次,就在传言中的那家位于车站旁的小旅社。
无论是在九镇,还是在泉村,流言飞语,甚嚣尘上,一夜之间,王丽就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忘不了王丽,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又叫做责任。在父母的痛骂之下,在周围所有人的热切关注之下,我明白了我和王丽之间关系的“肮脏”,而这种“肮脏”让我感到了害怕。我想要远远躲开,躲开王丽背后那些鄙视、嘲笑的眼神。我知道,这是一个男权的社会,作风败坏的通常都是女人,只要我躲开了,那些眼神将不会再这样地对着我。
所有一切的承受者,将会是王丽,而我可以回到往日平静的生活。我不知道王丽究竟有没有怪我。我只晓得,在联系了我几次,却被我一再拒绝之后,王丽终于不再找我。
和家里大吵一架之后,王丽再次回到了九镇,在穿过九镇的那条国道旁边的一家餐馆中当起了服务员。那家小饭店是当时九镇为数不多的几家饭店之一,它的主要客源是那些走南闯北、浪迹天涯的货车司机。那个年代,出趟远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些到过不同地方、听过不同方言、见过不同风情的司机们,也就成了见多识广、视野不凡的男性代表。一个倔强敏感、年少无知却又貌美如花的女孩,每天面对着这样的一群油嘴滑舌、老奸巨猾的男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时间慢慢过去,刚开始人们还经常看见王丽在打工之余,翻看着高中的课本。接着,人们发现她不怎么看书了,没客人吃饭的时候,她经常一个人坐在店里若有所思。后来,人们发现,在寒冷的冬天她开始往脸上涂蛤蜊油或者百雀羚雪花膏;炎热的夏天,她的身上则会散发出阵阵花露水或者檀香皂的香味。
再后来,据说她和一个经常路过九镇,在店里吃饭的河南货车司机好上了。因为她的身上会时不时多出一些如今看来一钱不值,当时却令那些老少娘们儿垂涎欲滴的小饰品、小挂件。那些东西就是司机送给她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已经成了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婊子。
那些用心险恶的男女们躲在黑暗深处,怀着恶毒的心理,用一根肮脏的指头对着王丽指点、唾弃。他们说:“她是彻底不要脸了,不怕丑。我们看不起她,说不定她心里还看不起我们呢。你瞧,她对谁都没有一张好脸色,也不和人说句话。”
时间一长,我居然也开始对王丽有些不以为然起来,甚至还隐隐约约有了某种被侮辱的感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坚强的王丽也终于忍受不住,迎来了她人生的结局。
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派出所的几位警察一脚踢开饭店大门,连打带踢将王丽抓进派出所,关了起来,据说是因为她涉嫌嫖娼卖淫活动。再过几天,王丽被放了出来。穿过大街小巷,迎着人们险恶嘲弄的眼神,她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走进了位于饭店后面那小小的房间。之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我睡觉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了门前的小巷里传来一阵类似母猫叫春,又好像人低声哭泣的声音,响了差不多一整夜,其间还夹杂着呼唤我名字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王丽,但我没有起来,除了不敢之外,我还恨她,恨她如今的堕落和无耻,恨她在堕落无耻之后依然对我纠缠不休。对于她的哭泣,我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带着满腔的愤怒。那夜之后,王丽再没有找过我。她还是照常上班,一如之前,不过她却不再化妆了,同样也不再看书。她就那样沉默着,一整天一整天地不与其他人说一句话。
在这样奇怪的沉默中,王丽的肚子居然一天天大了起来。终于,王丽的父母在某日清晨赶到了九镇,她的母亲当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几欲自绝。而她的父亲则铁青着脸,对王丽拳脚相加,而她依然站在人群的中央,双目无神,忍受着一切。
王丽的父母在大闹一通,酣畅淋漓地向父老乡亲们表达了自己为人的高尚纯洁,以及对女儿所作所为的鄙视唾弃之后,心满意足地带走了她。他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后来听说,他们找了一个地方,让王丽把小孩生了下来,马上就托亲戚把小孩送给了远在贵州山区一户求子的人家。因为,他们觉得女儿就够丢人了,再留下这个野种只会更丢人。
从那之后,很多年间,我没有再见过王丽,但是我一直都晓得她的消息。她出了问题,她不哭不闹,不喊不叫,只是整天整天地坐在一边,连拉屎撒尿都已经不晓得。村里为她申请了低保,每个月百来块钱,靠着这点钱和父母的照顾,她还活着。
不过,我常常在想,如果她父母死了呢?也许,最好、最残酷的答案,就是带着她一起共赴黄泉。不然,她该怎么办?
这件事发生的最初,除了少数的女人对我表现出一丝厌恶与失望之外,人们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我。甚至,那些经常一脸贱笑地拿这件事调侃我的男人们,我都能透过他们微微眯上的双眼看到那一副副虚伪恶心的嘴脸下面掩藏着的羡慕与嫉妒。不过,自从传出王丽疯了的消息之后,我的境遇被彻底改变了。人们一改往日对王丽的鄙弃、仇视,转而无比同情起她的遭遇来。人们认为就是这个平时一副鸟样、让人很看不顺眼的毛头小子弄大了王丽的肚子;是我勾引了原本美丽、优秀的王丽;是我教着王丽一步步学坏;又是我最终无情地抛弃了可怜的她,导致一个花样的女孩到了今天这般田地。
甚至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们都开始发出了这种议论。
终于,我也继王丽之后,在一夜之间成了九镇的臭狗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孩子与这个名字扯上半点关系。只是人们根本就不愿正视,或者还在刻意地去忽视一个事实:那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在最初的第一次之后不久,我就已经离开了王丽,我们之间再无肌肤之亲。不过,我知道,对于那些人来说,真假其实不太重要。有段可以让他们在茶余饭后,开心一谈的趣闻艳事,这是个很大的快乐。何况在这件事中,有一个可以供他们发挥怜悯与仁慈的可怜女孩,还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表现正派与道义的无耻流氓。
王丽在压力中疯癫了,我却在压力中开始疯狂。我越来越忍受不了别人看向我时眼白上翻的神情;我越来越承受不住,别人有意无意、指桑骂槐地说给我听的议论,还有那些家里饭桌上的责骂、学校课堂中的嘲笑、街道人潮里的指点……
在人们的眼中,我永远都是一坨又臭又脏的狗屎。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没有害怕,更没有羞愧。我的心中只有愤怒,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眠,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心如刀绞的愤怒。
我恨所有的人,我需要的只是一次彻底的爆发。在狗一样活着的日子中,机会终于来了。
皮铁明、何勇、鸭子
九镇是个非常古老的小镇,而且位于群山深处。它的偏僻闭塞让它保存着千百年以来小镇应该有的一切东西,比如“逢场”,也叫赶集。九镇的集市在每月逢九的那三天,尤其是月中十九,是大集,周边乡镇的人们都会过来“赶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并不像现在这般幸福,当时的我们没有这么多娱乐休闲的场所和认识同龄姑娘的途径,可少年人激情澎湃的天性总是一脉相承。于是,每月十九的大场,对于九镇所有年轻人来说就成了一件头等的大事。每个月的那一天,体恤民情的镇文化站都会在九镇中学的大操场上免费为大家播放露天电影。
这也是泡妞交友、吹牛皮的最佳时机。每次赶大场的前一天,九镇的小伙子们都会把自己最漂亮的衣裤洗好、晾干,然后叠好,贴着床板放在被褥的最下面,裤子的缝一定要刚好压在最中间,衬衣和外套的领子也一定要平平整整。
第二天早上起来,衣裤都已经被自身体重压得一丝不乱。夜晚降临,当九镇文化站的大广播开始播放“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时候,少年们就如同打了鸡血,匆匆扒完碗里的饭菜,拎着铁皮桶就去洗澡,无论平时多么懒、多么不爱干净的人都是一样。然后,他们再穿上压好的衣裤,带着一身的肥皂香味,单手提一个小马扎,赶赴盛宴。
事情发生的那天也是十九,大集。
我本来不想去,我知道九镇的人们不太喜欢看到我。所以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压衣服,甚至连澡都没洗。当大广播开始放歌的时候,我端着一大碗饭,坐在自家套屋(方言,客厅)里,边吃饭边看一本叫做《五凤朝阳刀》的武侠小说。我正看得有趣,放在凳子上的书突然被人一把抢走,一个熟悉的说话声响了起来:“你搞什么麻皮(方言,小鬼,混混)啊?今天是十九呢,穿成这个样子。走吧,还吃个屁!何勇和鸭子抢位置去哒。”
一抬头,我看见了已经打扮得油光水滑、神清气爽的好友皮铁明。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三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皮铁明、何勇、鸭子。他们同样也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何勇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非常奇妙的人,他的奇妙在于他有着自己一套独特而怪异的思维方式。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还在一起读初中的时候。某次,我和他一起坐车去市里买东西。那时的交通远远没有现在这般发达,到市区三十多公里的路,要颠颠簸簸两个多小时才能走完。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提倡“五讲四美树新风”,这么长的路程,给别人让座的并不是很多。可是,何勇让了,让给了一位中途上车,年纪也并不是太大的老人,而那位老人一句客气话都没说,赶紧将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一般人遇到了这样的事,也就只能是暗自窝火,不再多言。何勇不,他直接走过去,要那两个年轻人起来,把位置还给他。两人不还,不但不还,还犯了一个中国人通常都有的坏毛病,说话带脏。何勇要他再说一句,他说了,于是何勇就打了他。我在旁边,不能不参加。
那一架,我们并没有打赢。因为九镇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都是农村,中途上车者一般都是务农的人,能拿着锄头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有劲,而我和何勇又还太年轻。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我问他:“你何必啊?就为了一个座位,我拉你都拉不住。”
他说:“什么何必?我问你,什么何必?让位子,我是好心,我是让给那个老婆娘坐,不坐就给我。这个杂种比我们还壮实些,我的位置为什么要给他坐啊?他是大妈妈(方言,正房太太的意思)生的?他还骂我的娘,我不打?”
我没有再回答。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件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的何勇早就不用再坐公车,不用再给人让位,更没人敢去骂他娘,还打他。记得那几年,每天他都要往家里买几十斤的酒和菜。为什么?因为他要请客。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想结交的人、想结交他的人,甚至专门闻风而来吃白食的人,只要来了就吃。什么叫流水席?他家里每天的晚餐就是流水席,人换了,菜再来。
某一次,兄弟相聚,酒到正酣,我说:“兄弟,你何必啊?赚几个钱不容易,你这么搞有意思吗?这条路上,树大招风。”
他看了我半天,点燃一根烟之后,将眼光移开,望着地面,非常低沉地给我说:“老三,而今这几年,是不是觉得自己想搞个什么生意啊,帮人摆平件什么事啊,各方各面的关系都好搞些哒?都给面子哒?”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果然,吐出了一口烟之后,他又转头看着我,眼光凌厉而复杂,说:“你以为他们是喜欢我们啊,是佩服我们,是尊重我们啊?不是的,告诉你,他们是怕我们,就像是走在路上,怕一个手上提着刀的癫子一样地怕我们。晓得不?不摆酒?呵呵,你以为我真是钱多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更加低沉,几不可闻。他说:“只有摆酒的时候,每天看着他们在我屋里喝酒,我才感受到了尊重。那种笑,都笑得让我舒服。钱?钱算个什么?狗都不如!”
同样,我也没有回答;不但没有回答,我甚至再也没有劝过他。因为我了解他,他所体会到的一切,在我的生命中也同样刻骨铭心。
皮铁明则和何勇不同,他绝对不会去为了一个位置与人打架,更不会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去散尽千金。何勇的强大在于他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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