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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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公里）第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已全部突破长城各口和滦河防线，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是中国爱国军队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喜峰口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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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胜败得失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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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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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略上看，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从外交上看，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九·一八”后，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国军队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3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其实，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第三，从战略上看，两线作战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热河守将汤玉麟在张学良严令抵抗之下，仍然弃城而逃，导致热河战役失利，日军以108骑占领承德，此事导致张学良下野。那么蒋介石在这期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显然，蒋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调动中央军也推三阻四，两个师的军队到达时，热河已经沦陷。话又说回来，蒋也有他的难处，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围剿红军，哪里有精力北顾？！
　　第四，从战术上看，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终至败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长城防御时，线长空隙多，局部的出击是能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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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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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中国军队装备差，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日军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击某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以飞机与战车作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第83师），装备和日军相比也差之甚远，何况仓促上阵，没有准备。第25师上阵的，土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包围2日，由于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击歼灭，只得放弃而归。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5：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
　　带来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第六，从素质上看，中国守军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守军不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忠勇爱国的军官。第29军发扬了西北军刻苦训练的传统，平时训练，“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第29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军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孔祥熙视察第29军后的印象是“卒伍整觞，无矜气，无怠容”。虽然装备低劣，然而用大刀杀出了威风。中国军队的不少官长在作战中能身先土卒，带头拼杀，如赵登禹、佟泽光、关麟征等人皆是。可惜像这样的人太少。中国一些军政官员的腐败昏庸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平军分会的主要官员平时沉湎于酒色之中，一些军国大事竟在交际苑里处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军师在作战，或因斗志不坚、指挥失当，或因麻痹松懈、缺乏协同，导致了战斗失败。如中央军第2师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楼子时自恃地形险要，官长带领士兵赌博，致使日军趁夜偷袭成功，八道楼子阵地全失，古北口防御全线动摇。“东北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愚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万福麟部在儿河设防时，线长兵单，“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不必说，“并且师以上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二百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商震第32军防守冷口一带正面百余里的防线，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置在远远的后方开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军占了热河以后不再向冀东进展。这些军队的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第七，从凝聚力上看，内部不团结。从古北口战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中，不同派系的军队在一道作战，是很难团结互助的。关麟征要利用张廷枢作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时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所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如王以哲与张廷枢之争吵是其一例。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所以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8军团总指挥的职务。第9军团最初只指挥第17军，后来萧之楚的26军（实际只有一个44师）也归该军团指挥。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却是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而且洗雪了中国军队因热河作战场玉麟部不战而逃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能力。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首题为《颂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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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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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张自忠认为，29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这个分析，准确精辟而切中要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度过八年抗战等艰苦卓绝的难关，扭转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