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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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派我来展览会工作。”巴维尔搬着嘴冷笑着回答，并说了自己在苏联陈列室里担任的无足轻重的职务。　

　　我认定他是在开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红军部队政治部主任，怎么会被派来担任这种无足轻重的，我国驻巴黎商务代办处任何一个非党群众都可以充任的职务？况且，这种事发生在斯大林的亲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当天晚上我有事：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和副站长邀请我去一家豪华饭店吃晚饭，地点在圣米歇尔广场附近，塞纳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随手在一张纸片上写下饭店地址，叫人交给巴维尔，请他一起去赴宴。　

　　在饭店里，我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助手，都显示出不认识巴维尔的样子。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吃过饭，巴维尔离开了几分钟。趁他不在场的机会，情报站站长俯身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如果我知道您要请他来，我会预先通知您我们持有叶若夫有关监视他的命令。”　

　　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维尔一起走出饭店，沿着塞纳河堤岸漫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打发他到展览会来工作。“非常简单，”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发走，离莫斯科越远越好。”他打住话头，审慎地瞧着我问：“怎么，我的事你一点也没听说？”　

　　我们转进一条侧巷，在拐角处一片小咖啡馆的桌旁坐了下来。　

　　“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故”阿利卢耶夫开口说道。　

　　我沉默地等待着他后面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他不再作声了，显得有些犹豫。　

　　我点点头，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哎，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卢耶夫象往常一样去斯大林的别墅。值班的门卫走过来，告诉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第二天，巴维尔给克里姆林宫打了个电话。斯大林与他讲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并邀请他在本星期六去别墅。巴维尔按时去了，却看见别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里不久，巴维尔因公出差，离开了莫斯科。几个月后，当他回来时，保克尔的一名部下来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说是要办理延长证件有效期的手续。通行证后来就再也没有还给他。　

　　“我很清楚，”巴维尔说，“亚果达和保克尔给他进过馋言，娜捷日达出事之后，最好让我离他远一点。”　

　　“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突然发怒道，“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刺客吗？这些混蛋！居然还监视我！”　

　　我们谈了大半夜，分手时天已破晓。我们约好隔两天再见。但我突然被紧急召回西班牙，从此就再也没能同他见过面了。　

　　我意识到，阿利卢耶夫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斯大林绝不会长期容忍一个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敌在离他不远的莫斯科街头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过一处售报事时（这时我已到了美国），看到了一份苏联报纸。（不是《消息报》就是《真理报》）。我买下报纸，站在街上就看了起来。突然，一篇框有黑边的文章跳入我的眼帘。这是篇悼念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内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断送了！”追悼文章“无比悲痛地”宣布，红军装甲兵政治委员阿利卢耶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罗希洛夫和几位军方领导人的名字，但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对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一样，当局在这篇讣告中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详细情节　
　
　
第二十八章　维辛斯基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审判的内幕，世界舆论几乎都认为，检察长维辛斯基也是这些闹剧的主要导演之一。还认为，这个人对被告人的命运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出现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要知道，这些审判的真正组织者（亚果达、叶若夫、莫尔恰诺尔、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终都躲在幕后，而正是维辛斯基被官方推出来作为总起诉人；出现于“公开的”法庭审判之中。　

　　读者肯定会感到奇怪，如果我说出，维辛斯基自己也曾绞尽脑计地试图猜透：内务部究竟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成功地击溃和摧毁那些著名的列宁主义者地意志，并迫使他们自己诽谤自己。　

　　有一点线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无罪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他看出来，他们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观罪证的证明。此外，内务部领导认为，有必要对维辛斯基摊开某几张牌，并向他指明那些他应该在法庭上尽量回避的危险地方。　

　　这就是维辛斯基所了解的一切。侦讯中的核心秘密是不允许让他知道的。任何一个内务部领导人都无权向他透露斯大林的指令、审讯方式、折磨每个被捕者的刑讯手段或者斯大林同主要被告人进行的谈判。维辛斯基不仅影响不了被告人的命运，他甚至连预先对每个被告人准备好的判决书内容都不清楚。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国女记者，曾因一篇文章把国外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这位夫人把维辛斯基写成了一个怪物，说他居然将自己过去的朋友——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很多人送进了地狱。其实，他们从来就不是维辛斯基的朋友。无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都是对立的。一九二0　年以前，维辛斯基一直是个孟什维克。我认为，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姓。而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的时间不会早于一九三五年，当时，他们已被押上军事法庭，被控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对待维辛斯基，内务部领导不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气，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里揣着党票、有权有势的官僚对待反党的人士的态度一样。甚至在训示他应该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那些没有把握的指控。他们对他也从不开诚布公。　

　　维辛斯基有理由憎恨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他们的拙劣工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他还知道：如果这些偷天换日的勾当在法庭上有所暴露，刽子手们就会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会给他扣上一顶“企囹暗中破坏”的帽子。　

　　内务部头头们也有理由讨厌维辛斯基。首先，他们蔑视他过去曾是“机关”的囚犯：在“机关”的档案中，一直保存着他过去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指控过的材料。其次，他们对他妒嫉得要命——注视着这些轰动一时的审判过程的世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们这些创造惊人闹剧的真正作者，却命中注定只能躲在幕后。要知道，是他们用所谓“无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骇人听闻的阴谋，是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和努力，去摧毁和驯服了每一个被告人。　

　　作为一个曾在卢比扬克大楼中呆过的囚犯，维辛斯基既害怕这幢大楼，又害怕在这楼里工作的人。虽然在苏联的干部等级中，他的地位已高过象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这样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会见莫尔恰诺夫时，脸上却不得不一直挂着卑微的微笑。至于亚果达，他给维辛斯基的全部赏赐，就是在筹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召见过他一次。　

　　对内务部所下的任务，维辛斯基执行起来格外卖力。在三次公审的整个期间，他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反击被告人做出的关于他们无罪的任何一点那怕是最隐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持（他们相互间就好象在进行自我抵毁的竞赛），维辛斯基使出了浑身解数，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们的罪行已全部得到证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在起诉发言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吹得天花乱坠，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要求判处全体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则渴望着活下去，这就是他如此卖命的首要原　

　　（此处缺四页）　

　　自传，并在上面注明了两个作为证明人的党员名字。维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历，其中写明，他在沙俄时代曾因参加罢工蹲过一年监狱。　

　　区党委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去，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归还早先收去的党证。对于最高法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一程序不会出现任何麻烦，实际上甚至就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这一切只不过是与在监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暂的会面。我们几个比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审查后没急着离开，留了下来，想等审查全部结束后大家一块走。轮到维辛斯基，对他来讲，这可是一次严厉的考验，因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党时，他被开除了，经过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复了党籍。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是半个钟头，维辛斯基始终没见出来。有人已经等累了，走了。最后，线辛斯基终于窜了出来，神色惊慌，满睑通红。原来，委员会没有把党证还给他。这意味着被开除出党。维辛斯基没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那紧闭的房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躲到接待室最远的角落里，惶惶不安地转来转去。　

　　出大门的时候，维辛斯基赶上我们。他愤愤不平地高声说：　

　　“岂有此理！这是侮辱人！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去党中央，把自己的党证扔到他们脸上！”　

　　不知他准备怎样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党证。我们劝他别干蠢事，最好去同克雷连科或索尔茨谈一谈。索尔茨是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央监委领导，负责主持全国的清党。　

　　当我们已经走过好几个街区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走声。这是维辛斯基，他又赶上了我们。调节好呼吸之后，他强烈地请求我们不要把刚才他那句有关党中央的话转告给任何人。我们答应了。　

　　第二天，年轻的女秘书大惊失色地跑进会议厅来说，维辛斯基正在索尔茨的办公室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吓得老头赶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为他倒开水。　

　　还在上个世纪末，阿朗·索尔茨就已成为一名革命者。虽然他遭受过无数次逮捕，在沙俄监狱和流放地中度过了很多年，但他的心并没因此而变得冷酷无情。他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为一名党员，索尔茨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需要”的原则。斯大林的政治局总是用这一原则来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但是，索尔茨到老也没学会对不公正现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迫于无人可以幸免的恐怖浪潮的压力，他才不得不重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告。但最后他毕竟有勇气当面对斯大林说出了真理，而这一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　

　　索尔茨的朋友们把他称作“党的良心”，这部分是因为他领导着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党的全国最高法庭。有几年，党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向这个委员会报告有关被立案侦查的党员的情况。索尔茨对待此类案件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僚主义的态度，常常令我钦佩不已。　

　　正是这样，由于索尔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维辛斯基。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在这以后，维辛斯基的党证才得以归还。几天以后，索尔茨顺路走进我们的“会议室”。正好遇上我们在里面喝茶。看见索尔茨。他的老朋友加尔金立即责备他不该去说这个情。索尔茨抱歉地笑着说：“您能要求他些什么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吧。布尔什维克不是天生的，布尔什维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他有负信任——我们随时都可以开除他。”　

　　由于各方面向上诉审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越来越多，我忙得几乎参加不了司法委员会的例会。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好看见维辛斯基在做报告，名为“政治案件中的起诉”。不能否认，他的报告很有逻辑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驾驭俄语，善于利用演说技巧。执行主席索尔茨高兴地点着头，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当时，我并不喜欢维辛斯基那种过份夸张的表演和激情。但总的来讲，有一点我清楚：这是一个能力极强，训练有素的天才检察官。我甚至开始认为，我们这些党员对维辛斯基太不公正，并希望大家将来能改变对他的态度。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大，却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证明同志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和国总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把包括维辛斯基和我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召了去，并通知说，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对苏联驻外国全权代表们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的材料。鉴于资料数量太多，克雷连科在征得政治局同意后，吸收我们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和他一起研究这些材料，并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里进行，因为他曾向中央保证不让这些文件外泄。　

　　克雷连科的家是一幢豪华的独立住宅，革命前属于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们一直没离开这幢小楼。克雷连科把三四十本要分析的文件分派给我们，同时说明，从事这一调查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发现，在苏联驻外国代表中，存在着贪污和秘密挥霍大量金钱的可耻行为；而且，某些工作人员有与外国间谍机关合作的嫌疑。　

　　克雷连科请我们将自己的结论写在一大张纸上，并依照这样的次序：左边，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们应该简要地写明控告实质，指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向法院起诉。右边，注明案子应移交那里：刑事法庭还是中央监委，或是按纪律程序处理，并指出应该给予什么处罚。　

　　全部文件比预想的要无聊得多。它们记载的基本上是些毫无证据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好的官僚们在夫人们的谗言下提出来的。只有少数文件可以证明一些盗用公款、道德败坏的事实和其他有损国家威望的事情。至于叛国行为，我们根本就没发现。　

　　整个晚上，克雷连科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不时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走到维辛斯基背后时，对一位苏联外交官的事发生了兴趣。那人被指控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同一名部下的妻子关系暧昧，以及其他一些毛病。维辛斯基建议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交付法院并判三年监禁。　

　　“怎能这样——三年？”克霍连科用不满意的口吻问。　

　　“您应该写，他让苏维埃国家在西方人眼里威信扫地，为此应该枪毙？”　

　　维辛斯基尴尬得面红耳赤。　

　　“起初我也想建议枪毙，”他用阿谀奉承的语气喃喃地说：“但是”　

　　他嗫嚅着，竭力寻找适当的解释，可怎么也找不出。这使他惊慌失措，赶紧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克雷连科讥笑地盯着他，似乎对维辛斯基的仓使失措感到某种满足。　

　　“可是，这根本就说不上什么犯罪！”他出乎意料地宣布道，并指着维辛斯基关于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和交付法庭的笔记，断然下令：　

　　“请您写上：案件了结！”　

　　我没看维辛斯基，不想使他更觉得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