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探花帅承瀛-第3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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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男女问题上辜氏一贯主张一个男人应该娶四个女人，但是他自己终身只娶了两个，一个中国湖南的，一个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后才一年的时候在青搂遇到的，也是大老婆亲自帮他张罗娶回家的。他一辈子一直热衷于逛青楼。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他在“风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四代传人苏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戬，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小名三郎，学名玄瑛，字子？。后为僧，自号曼殊。至于其身世，一说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苏杰生是旅日广东茶商，母亲河合氏是日本人，苏杰生之妻妹。因此曼殊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种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为僧。另一说，谓其父母皆为日本人，苏杰生为其养父。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粤，而母亲仍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苏曼殊佛学渊博，且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曾任报刊翻译及学校教师。和陈独秀，章炳麟、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为南社社员。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断鸿零雁记》（1912）、《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六种文言小说。其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其诗多感伤情调。其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另在佛学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汉英辞典》，今不传。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记》等。苏曼殊流浪终生，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于上海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四岁。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五代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　中国现代画家、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