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大风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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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花源记》。陶渊明先生通过这篇文章，想告诉大家的是，人世间是否真的存在桃花源这样一个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死后留英名

公元427年，中国痛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先生在过了二十多年的田园生活后，终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

陶渊明这位隐士在中国古代所有的隐士当中算是一个特例，那就是他不再被后人像误解庄周先生那样，被误解为是为了逃避才隐居的。几乎所有的隐士都被后人打上消极避世这样一个记号，这是独孤二少先生不敢苟同的，但庆幸的是终于有一位隐士不被人们误解了。

这一切归功于陶渊明先生的身体力行，也就是说他参加了劳作，而其他隐士虽然也是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但远没有陶渊明先生这么明显。

陶渊明先生把孔丘先生的“安贫乐道”和庄周先生的“回归自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两大水火不容的思想在陶渊明先生这里终于握手言和，共同发展。换句话说，陶渊明先生把儒家隐士和道家隐士结合了起来，从这以后，隐士无所谓道隐和儒隐之分。这不能不说是隐士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

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先生在世的时候以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注意，他的好友颜延之先生给了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颜延之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人品进行了很高的评价，但对他的诗歌没有肯定，也许在他看来，陶渊明先生所写的那些田园诗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登不上大雅之堂。

陶渊明先生死后寂寞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南朝的时候他才被世人逐渐熟悉，这要归功于一位叫萧统的梁朝太子，他是梁武帝的儿子，这是一位没有当皇帝的太子，还没有继位就染病身亡。

萧统先生见到陶渊明先生的诗歌就如见到了陶渊明先生的本人，世上有几人能把诗歌写的如此生动逼真？于是，萧统先生对陶渊明先生的诗歌爱不释手，看了又看，最后还不过瘾，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作品合集，意义十分重大。

到了隋唐时期，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陶渊明先生，爱上陶渊明先生的诗歌。

同样也是山水田园诗人，唐朝的孟浩然先生把陶渊明先生当成自己的心灵知己，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先生更是仰慕陶渊明先生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还有杜甫先生，白居易先生，以及后来的欧阳修先生，辛弃疾先生等等，这些平时惜墨如金的大诗人，在赞赏陶渊明先生的时候，从不吝啬，也都留下了缅怀陶渊明先生的诗文，在此不一一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陶渊明先生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才最终被确定，同时被称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鼻祖，以至于后来的很多人，包括孤独二少先生潜意识里只把他当作一个诗人，而忽略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一个成功的隐士。　

16、王通…王绩，不一样的风流

生逢乱世，却坚持自己的操守，不向混浊的世俗力量低头；仕途虽好，如果不能使我称心如意，我便不去理会；退居乡里，以教书育人为业，大兴私人教育之风气，被后世誉为一代大儒，学问和品行都可堪称教育界的表率。此人便是王通。

先逢乱世，后逢治世，乱世有乱世的苦闷，治世有治世的忧虑，故而他埋首酒坛，做起了名副其实的酗酒之徒；最后竟然退隐东皋，种些谷黍，养些鸡鹅，谷黍可用来酿酒，鸡鹅可用来下酒，头枕老、庄之书，心向嵇、阮之道，醉死在酒德之乡；有人说他志在逃避，他却乐此不疲，你嚼你的舌根子，我喝我的小酒，两不相妨。此人便是王绩。

王通和王绩是一奶同胞的兄弟，王通为兄长，王绩为小弟。但兄弟二人的价值取向却不尽相同。王通严谨，退隐后仍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不改儒生本色；王绩潇洒，隐居东皋后不问世事，但求有功于己，却无功于时，成了真正的庄子门生。兄弟二人各有其志却殊途同归，本质上同为高洁的隐士，只不过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

六年不洗澡的大儒

王通先生是学贯古今的大儒，这不是自封的，而是当世之人和后世之人给予的尊崇。他走过的年轮谈不上漫长，却也见证了历史的新陈代谢。在其有生之年经历了南北朝的终结，隋朝的兴起和衰亡，不幸在大唐帝国建立的前一年盛年而逝，年仅三十八岁。以如此短暂的生命创下如此辉煌的声名，王通先生的一生不可不谓之精彩。

王通先生字仲淹。读者上帝一定对“仲淹”两个字非常熟悉，其一入眼帘必有一个人的形象浮现脑海，就是北宋著名的诗人和政治家范仲淹先生。范仲淹先生的词作《渔家傲》和散文《岳阳楼记》为百代雄文，他在任上所推行的“庆历新政”也使人记忆犹新，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操更是令后人追慕不已，但范先生为什么取名仲淹，是不是因追慕先贤而把自己的名字取做王通先生的字？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相信读者上帝的丰富的想象力会将两者作巧妙的联系。

王通先生是山西太原人。太原王氏世代都是官宦，不知道人家祖上烧了什么高香，一代一代都能进入仕途，大则经时济世，小则混个体面的生活亦不成问题。这虽说得益于门阀制度的历史积习，但与王家人的聪明好读书也关系甚深。王通先生的老爹王隆先生，学问十分了得，一度曾在国学做博士，是一个名望甚隆的教育家，王通先生最后仍然走上教育家的道路，可以说是深受乃父的影响。

有如此博学的老爹，王通先生从校葫受的教育自然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五岁时，他就能够在老爹王隆先生的指导下准备无误的背诵圣人经典，并能够超乎想象的说出经典所涵盖的奥义。当别的孩童尚且光着腚疯狂玩耍的年龄，王通小娃已稳稳当当的端坐在书案前，以稚嫩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吟咏诗书。

大概非常之人在少年时就会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行为。王通先生自然不会例外。十五岁的时候，当其他同龄人或成为牧童，或成为大家族的小厮的时候，我们的王通先生已然站到讲台上，过足了身为人师的瘾。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瘾？这与其父王隆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有一种现象，读者上帝也必深以为然，那就是医师的子女成为医师的可能性要比非医师的子女大得多，老爹老娘乃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老爹老娘如果对其工作存有成就感，必将影响子女产生共鸣并引发爱好。王通先生就是这种情况，老爹站在讲台上的身影令他崇敬向往，并发誓将来也要踏着老爹的足迹走完人生路途。

在少年王通的心目中，做一个国学的教授是其理想的职业。那个时代的人思想朴实，并没有现代诸如“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的偏执观念，做教师是想当然的光荣职业，以一人之言传身教，垂万世之师表，那是圣人的功德，作皇帝的还要敬重老师，何况庶民？

过了弱冠之年，王通先生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更加精修苦读。他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家学如何渊博也毕竟是一家之学，要想开阔眼界，增长有别于家学的才能和见识，必须游历四方，向散居各地的博学之士讨教。从此，王通先生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游历，学问也随之蔚然博大，声名也大超乃父，四海之内皆知太原王氏升起新星。

传说，在长达六年的游学过程中，王通先生从未解衣，睡觉的时候和衣而卧，洗澡更是奢侈之中的奢侈事。可想而知，六年下来，王通先生的学问长了一大截子，身上的泥垢也必然层层堆积，刀砍也未必能伤及体肤。做学问非得有这样的精神不可。若为了读书而导致身体污垢不堪，非但不会遭到责备，恐怕还要大受表扬。只是对于自身来讲，泥垢的堆积肯定会带来奇痒难当，这种情况下读书尚能聚精会神，不得不叫人挑大拇指。

学成之后，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王通先生小试牛刀，一举高中秀才。此后在同乡兼好友薛道衡先生的安排下，王通先生得到一次觐见隋文帝的超级珍贵的机会。要看一个人的德行和学问如何，一是要看他的敌人，而是要看他的朋友，因为对立者相斥，性近者相交，观察一个人的敌友最能看出其人的底里。此时此刻尚未发觉王通先生有何敌人可言，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朋友薛道衡先生身上发现一丝王通先生的影子。

薛道衡先生不仅是诗人、学问家，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深受隋文帝的器重和赏识，薛先生的文章一经御览，随之而来的必是隋文帝的一番奉承，古代诸君以文章安身立命者能得到皇帝老儿的几句奉承，大概死了也值。有的人一定会因狂喜而突发心脏病，但薛道衡先生坦然受之，宠而不骄。

薛道衡先生纵是高人，也有自己的阿喀硫斯之踵。他的致命伤在于其性格上的迂阔，即我行我素，不懂得通融世故。以隋文帝的心胸，对薛道衡先生的“迂阔”尚能容忍，但也时不时地予以申斥，到了暴君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薛道衡先生因在杨广先生尚是储君的时候数次得罪于他，进而失去特权的包容，其后惨死也是必然的结局。

隋文帝杨广患有严重的大头症。他处心积虑的登上皇位，并对天下施以苛政暴政，致使民怨沸腾，各路反王纷纷揭竿而起。就是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却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嗜好，并且文采焕然，不把天下文学高才放在眼里，自认老子天下第一。他曾不止一次的为自己抱屈：“天下人真以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皇帝的吗？即使让我与天下才子比试文章，我照样也是当皇帝的料！”由于这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骄傲思想作祟，杨广老儿容忍不了别人在诗文一道超过自己。

一次君臣集会宴饮，杨广老儿当场作了一首以“泥”字为韵脚的诗歌，命在座的文士才子次韵。大家对杨广老儿的刻薄猜忌心存忌惮，因此都推说才力不济，不敢次韵。惟迂阔的薛道衡先生不管杨广那一套，脱口而出，所次韵的诗无论当时或是现在来看，都是上等佳品，境界自然要超过杨广远甚，其中有“空梁落燕泥”一句尤为时人所传颂，但更为杨广所忌恨。后来薛道衡先生因得罪杨广而获罪，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杨广老儿以满带嘲弄却又不乏得意的口气说：“还能做‘空梁落燕泥’吗？”

读者上帝莞尔之余，必定为薛道衡先生的非常遭遇唏嘘感叹。

成绩斐然的隐士教育家

薛道衡先生为自己的“迂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朋友为鉴，可以知道王通先生的性格或多或少也存在“臭味相投”的“迂阔”色彩。读者上帝不要误会，独孤二少先生没有贬低“迂阔”性格的人的意思，相反倒是对这种人表示相当的尊敬，历史要是没有迂阔之人的存在，恐怕一定会失色不少，一些传奇而令人扼腕的故事也不会发生。

王通先生的“迂阔”在于不善矫饰，不善通融，更不愿扭曲本性而投人所好。

在薛道衡先生的引荐下，王通先生得以觐见隋文帝杨坚先生。杨坚先生是英主，知道爱惜人才，他先前不止一次的听薛道衡先生说起过王通先生的大名，早就想一睹为快。王通先生也确实有才，并非那种上不去台面的货色。君臣相见便互相欣赏，使得觐见的氛围既融洽又少有压迫感。

王通先生得见天颜，而且皇帝如此看得起自己一介布衣（王通先生此时虽是秀才，但秀才于当日便如今日之本科生，多如牛毛，与布衣无二），激动之余王通先生便拿出自己苦心孤诣的作品《太平十二策》奉承御览。里面写满了王霸之道，涵盖古今，其序言中自豪的写道：“如果皇帝能够依照书中所说的去治理天下，便能运天下于股掌，治大国如烹小鲜。”

隋文帝杨坚先生大为赞赏，把王通先生看作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杨坚先生身为满腹权谋的帝王，当然不相信王通先生的书中之言。国家之难以治理，绝非一两个书生写几篇咿咿呀呀的文章就能解决。不过，王通先生的治国安邦的志向依然受到肯定，而且杨坚先生明确的表明了赞赏和要委以重任的态度。但事情坏在底下公卿们的手里。

杨坚先生觉得王通先生这部论文有必要在朝堂展开议论，因为里面有许多经时济世的言论对本朝大有裨益。但事情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满朝的公卿对这位来自草根的学问大家不以为然，纷纷表达了轻视和嘲讽。这些公卿或是与杨坚一同打过江山的，或是世族大家的子弟，怎么会对王通先生这个一无背景二无显赫的家世的书呆子发烧感冒呢？于是，朝堂之上，氛围异常尴尬。

王通先生没有想到，自己的热脸蛋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一心想为朝廷建言建策，不成想却自讨没趣，以至于在庙堂之上尴尬难堪。王通先生心中不住地责备自己，王通啊，王通，你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一场充满期待的廷议竟这样不欢而散。杨坚先生不好鲜明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为了一个文弱的书生而得罪那些跟自己一路走来同甘共苦的功臣，实在有些不值得。故此在王通先生受到奚落拂袖而去的时候，杨坚先生并没有做出挽留的姿态。

王通先生的一次命运的转机就这样丧失效用。这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一次难得的机缘。随着王通先生的拂袖而去，他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他的“为人师表、教授国学”的职业理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是因为朝廷的晦暗不明，二是王通先生自身的迂阔，使得他不愿再走回头路，因此也就失去了许多机会。

王通先生的郁闷心情在告别薛道衡先生的时候得以排解，他做了一首《东征之歌》，抒发了对怀才不遇的苦闷，也表明了坚持操守的决心。薛道衡先生也说了宽慰的话，并支持朋友开始新的生活。

理想的幻灭，怀才不遇的失落，使得王通先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好在王通先生不是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类型的人，否则历史上就会缺少一位成绩斐然的私人教育家。

王通先生离开朝堂时的心境，用粗野之人的话来说，就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怀着这份坦然和些许淡淡的失落，王通先生迈上了崭新的生活之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但他并没有选择操琴鼓瑟，或是养鹤种竹，也没有选择像他弟弟王绩先生那样沉醉酒乡，而是有自己的主张。既然朝廷不给我机会，那只好劳烦自己大驾，自己创造机会喽。

总之，肚子里有货的人不用发愁没有用武之地。王通先生倚靠胸中的锦绣学问，办起了红红火火的民办教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王通先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失意于庙堂之后，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民办教育家王通先生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他没有官衔爵禄，没有福利保障，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求使自己的学问得以继承；他热爱私人教育这一领域，并为之付出涔涔汗水；自己经时济世的学问无处施展，却希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