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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作品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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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怂熬屯昀病！薄�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是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土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要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个夏天的黄昏时候。我们坐在小山顶上一个农家门口的走廊上，瑞奇尔大娘在我们那一排下面，很恭敬地坐在台阶上——因为她是我们的女仆，而且是黑人。她的身材高大而壮实；虽然是六十岁了，眼睛可并不模糊，气力也没有衰退。她是个欢欢喜喜、精神饱满的人，笑起来一点也不费劲，就和鸟儿叫那么自然。这时候又像平常天黑以后一样，她在炮火中了。这就是说，大家毫不留情地拿她开玩笑，她也就以此为乐。她动辄就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爽朗的笑声，然后双手蒙住脸坐着，笑得不可开交，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就在这种时候，我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我说道：
“瑞奇尔大娘，你怎么活了60年，从来没什么苦恼呢？”
她停止了抖动，歇了一会，没有做声。她回过头来望着我说：
“克先生，您当真这么说吗？”她的声音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
这使我大为吃惊；同时也使我的态度和谈话庄重了一些。我说：
“噢，我以为……我是说，我觉得……嗐，你简直不可能有过什么苦恼呀。我从来没听见你叹过气，也从来没见过你眼睛里不带着笑。”
现在她差不多完全转过脸来了，显出十足的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是不是有过苦恼？克先生，我来跟您说，叫您自己去想吧。我是生在奴隶堆里的；当奴隶的滋味我全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当过奴隶。嗐，先生，我的老汉——那就是我们当家的——他对我很恩爱，脾气也好，就跟您对您自己的太太那么好。后来我们俩生了孩子——七个孩子——我们俩很爱他们这些孩子，就跟您爱您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黑的，可是不管老天爷叫孩子们长得多么黑，他们的娘可照样爱他们，不肯把他们丢掉，不，随你拿全世界什么东西跟她换，她也不干。
“唉，先生，我生长在弗吉尼那个老地方，可是我妈是在马里兰长大的；哎呀，谁要是惹了她，她可真厉害！好家伙！她就大吵大闹一场！她发起脾气来，她就老是爱说一句话。她把身子站得挺直，两手攥着拳头插在腰上，说：‘我要叫你们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您知道吗，那就是马里兰生的人给他们自己的称呼，他们对这个很得意哩。哈，她就是那么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她常说这句话，有一天我的小亨利把手腕子摔坏了，头也碰破了，刚刚碰着脑门子顶上，当时黑鬼们没有马上就跑过来招呼他，她又骂开了。他们一回嘴，她马上就站起来说：‘喂！’她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她就把厨房收拾完了，自己给这孩子捆上伤口。所以我让人家惹火了的时候，也说这句话。
“唉，后来我的老东家说她破产了，她只好把庄上的黑奴通通卖掉。我一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通通送到里奇蒙去拍卖，啊，老天爷！我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瑞奇尔大娘说得很起劲了，她就渐渐站起来，现在她高高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星光衬托出她的黑影。
“他们给我们套上链子，把我们放在一个看台上，就像这个台阶这么高——二十来英尺——大伙儿就围着台子在下面站着，一堆一堆的人。他们就上来，把我们浑身打量，拧我们的胳臂，叫我们站起来走动，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太老，’或是‘这个瘸了腿，’再不就是‘这个没多大用处。’后来他们就卖了我的老汉，把他带走了，他们又来卖我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带走，我就哭起来；那个人就说，‘不许你哇啦哇啦地哭，’伸手就在我嘴上打了一巴掌。后来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的小亨利，我就拼命把他抱在怀里，抱得紧紧地，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要把他带走可不行，’我说：‘谁动一动他，我就要谁的命！’我说。可是我的小亨利悄悄地说：‘我会逃跑，跑掉了我就去做工，给您赎身。’啊，老天爷保信这孩子，他老是这么孝顺！可是他们拉着他——他们拉着他，就是那些人干的；可是我揪住他们的衣服，撕破了好些地方，还拿我的链子打他们的脑袋，他们也揍了我一顿，可是我不在乎。”
“唉，我老汉就那么走了，还有我所有的孩子，七个孩子都走了——有六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再看到一眼，算到上个复活节，已经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把我买到手的那个人是新百伦的，他就把我带到那儿去。唉，就这么一年又一年过去，后来打起仗来了。我的东家他是个南方军队里的上校，我是给他家烧饭的。所以北方的队伍把那个镇打下来之后，他们通通跑掉了，把我丢在那儿，和别的那些黑人都在那幢大得要命的房子里。所以那些北方队伍的大军官就搬进来住，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烧饭。‘天哪，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是干这行的呀。’”
“他们可不是那些芝麻大的小官儿，您知道，那都是些挺大挺大的军官；他们高兴叫那些小兵怎样就得怎样，真神气！那个将军他叫我当厨房的头儿；他说，‘谁要是来给你捣乱，你就干脆叫他滚蛋；你可别害怕，’他说；‘现在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那么，我心里想，要是我的小亨利找到机会开了小差，那他一定就会上北方去。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到那些大官儿们呆着的地方，大客厅里，我就给他们请了个安，就像这样，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谈到我的亨利，他们好好儿听着我谈这些心事，就好像我也是白人一样；我又说：‘我来问问，是因为他要是跑掉了，到了北方，到了你们各位长官的地方，你们也许看见过他，那你们就可以告诉我，好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很小，左手腕子上和脑门子顶上都有个疤。’这下子他们就显得很难过；将军说：‘他们给他弄走有多久了？’我说：‘十三年了。’这下将军就说：‘他现在可不会再像那么小——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从前简直没想到过这个！我心里老想着他还是那么个小不点儿。从来没想到过他会长大，长成个大人。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长官谁也没碰见过他，所以他们也没法帮我的忙。可是那些年里，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亨利可果然是跑到北方去了，去了好些年好些年，还成了剃头匠，自己干活。后来打起仗来了，他马上就说：‘我剃头剃够了，’他说，‘我要去找我妈，除非她死了。’所以他就卖掉他的行头，跑到招兵的地方去，给一个上校当听差的；这下子他就跟着部队到处打仗，好打听他的老妈妈；是呀，真的，他就一会儿伺候这个军官，一会儿伺候那个军官，一直把整个南方各地都找遍了；可是你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
“噢，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士兵跳舞会，新百伦那儿当兵的常常开跳舞会，寻开心。他们就在我那厨房里开，不知开过多少次，因为那屋子很大。您听着，他们这么干，我可就不高兴；因为我那地方是伺候军官的，一有那些普通的丘八爷在我那厨房里乱蹦乱跳，就叫我着急。可是我老是不管他们，完了就收拾收拾，我就那么着；有时候他们惹得我生了气，我就叫他们给我打扫厨房，我跟您说吧，真不含糊！
“噢，有一天晚上——那是星期五晚上——一下子来了一整排人，是从守卫这所房子的黑人卫队里调来的——这所房子是司令部，您知道——这下子我可劲头来了！高兴疯了吗？我简直是痛快极了！我兴头很大地转到这儿，转到那儿；我简直觉得浑身发痒，只想叫他们带着我跳起来。他们都在转来转去地跳舞！哎呀，他们玩得可真痛快！我也跟着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后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有那么一个穿得很时髦的黑小伙子在屋子那边跳着跳着过来了，他搂着一个黄皮丫头跳；他们俩跳得直是转、直是转，真叫人看了像喝醉了酒那股劲儿；他们转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一会儿翘起这只腿跳，一会儿又翘起那只腿跳，还望着我那大红头巾直笑，跟我打趣，我就冒火说：‘滚你妈的蛋吧！——杂种！’那年轻人的脸色猛一下子有些变了，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后来他又笑起来，跟原先一样。噢，就在这时候，来了几个奏乐的黑人，那是乐队里的，他们这些人老是非摆架子不可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刚起头摆一下架子，我就跟他们捣蛋！他们笑了，这叫我更加冒火。别的黑人也大笑起来，这下子我心里实在忍不住，我可真生气了！我眼睛里简直冒出火来了！我就站得挺直，就像这样——跟我现在这样，差点儿碰着天花板——我攥着拳头插在腰上，我说：‘喂！’我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年轻人站住了，他瞪着眼睛，动也不动，好像是望着天花板，有什么事忘掉了，想不起来的样子。嗐，我就往他们黑鬼那边冲过去——就这样，像一个将军的神气——他们就在我前面逃跑，滚到门外去了。这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跟另外一个黑人说，‘吉姆，’他说，‘你先走，请你告诉上尉，我大概要到早上八点钟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点事情，’他说：‘今晚上再也睡不着了。你先走，’他说，‘别管我吧。’”
“这时候大概是夜里一点钟。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我就起来给军官们做早饭。我在火炉前面弯着腰——就像这样，把您的脚就算是火炉吧——我拿右手把火炉的门打开了——就是这样，把它这么关上，就像我推您的脚一样——我刚刚在手里端着一盘热面包，正要抬起头来，我就看见一个黑脸蛋伸到我的脸下面来了，一双眼睛往上盯住我的眼睛，就像我现在这样从底下望着您的脸一样；我就在那儿站着，一点也没动弹！一个劲儿仔细看了又看；我手里的盘子直发抖，猛一下子我就明白了！盘子掉在地下，我就抓住他的左手，把他的袖子往上推——就是这么的，就像我推您的袖子一样——我马上又抬头望着他的脑门子，把他的头发往上推，就像这样，哈，我说：‘孩子！你要不是我的亨利，手腕子上哪来的这条痕，脑门子上哪来那个疤呀？谢天谢地，我又见到我的亲人了！’”
“啊，没什么，克先生——我真是从来没什么苦恼。可也没什么欢喜事儿！”
法国人大决斗
不管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怎样百般地轻视和讥嘲现代法国人的决斗吧，反正它仍旧是我们目前最令人憟憟危惧的一种风尚。由于它总是在户外进行，所以参加决斗的人几乎肯定会要着凉。保罗·德卡萨尼亚克先生，那位习性难改，最爱决斗的法国人，就是由于这样常常受到风寒，以致最后成了缠绵床席的病夫；连巴黎最有声望的医师都认为，如果再继续决斗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除非他能够养成一种习惯，在不受湿气和穿堂风侵袭的舒适的房子里厮杀——他最终必然有性命之忧。这一事例肯定可以平息那些人的怪谈，他们一口咬定了，说什么法国人的决斗最有益于卫生，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户外活动。再说，这一事例也肯定可以驳倒另一些人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只有参加决斗的法国人以及社会主义者所仇恨的君主是可以不死的。
可是，现在要谈到我的本题上了。我一听到岗贝塔先生和富尔图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事随之而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冈贝塔先生相交有年，熟悉他这个不顾一切、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那么高大，但是，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遍体全身所有的地方。
我不等到他来找我，就立刻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的宁静之中。我说“法国人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有所不同。他正在那些砸烂了的家具当中来回疾走，时不时地把一个偶然碰到的碎块从屋子里这一头猛踢到另一头。不停地咬牙切齿，发出一大串咒骂，每隔一会儿就止住步，将另一把揪下的头发放在他已经积在桌上的那一堆的上面。
他挥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他腹部上方胸口，在我两边颊上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安放在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过来，他立即和我谈到正经事情。
我说，猜想他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当然是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就必须让我用一个法国人的姓名；那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缩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导：冈贝塔先生的助手显然是一个法国人。
首先，我们为决斗的人订立遗嘱。我坚持我的观点，一定要先办妥这件事。我说，我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一类的事情。他把遗嘱写好后，就要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了祖国，为了言论自由，为了文明进步，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要在临死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一个疾病患者来说，这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于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了许多种临死前的大放厥词，双方在选择上争执不休，但最后我还是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成为以下这样一句，他把它抄录在备忘录里，准备给背了出来：
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我说，这句话好像跟决斗缺乏联系；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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