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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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嗐，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嘴，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个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的改变宗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对他都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个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庭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词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象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在她的内心深处不自觉地隐略起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照旧是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象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唇上皱起一片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

“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跟我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象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子、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象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楣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话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来象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向他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向你们奉劝一句需要警惕的话，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一噘嘴，用一个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下眼睛向娜塔丽打量了一下。“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替她设法——”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必得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象他们的领袖那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更要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嘎嘎地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个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嘴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小巷，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个胡同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拚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来好象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穿上假军人伪装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之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下，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奇怪的倒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他们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样就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去取出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段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