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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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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没事儿。”拜伦说。尽管他们俩都又脏又累，可是姑娘的嘴唇和他的嘴唇一接触，就象鸟儿的歌声和鲜花一样。“你烧水的时候，我先梳洗一下。”
他在刮脸的时候，她把一铁桶一铁桶冒热气的水提进浴室，倒进有裂痕的发黄的澡盆里，嘴里哼着一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午的新闻节目之前，总是先播这段音乐。拜伦只听得懂它的几个地名：从西部和南部边境离华沙不到一半路远的几个小镇和城市。
“我的天，你的脸多苍白啊，勃拉尼，”她说，细看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因为用的是冷水，划得一道一道的。“又多么年轻！我老是忘了你还是个孩子。”
“哎呀，别太夸张了。我都从研究院毕业了。”拜伦说，“难道这不是成年人才干得出来吗？”
“出去。我要跳到澡盆里去了。”
约莫半小时以后，外边清清楚楚地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拜伦正在沙发里，拿着本旧的《时代》杂志打盹儿，他猛地醒过来，从手提包里拿出望远镜。娜塔丽从浴室里走出来，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身上裹了一件斯鲁特的白色厚绒布浴衣。“咱们要去地下室吗？”
“我先去看看。”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汽车，没有人。拜伦在门口，用肉眼仔细察看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飞机。机群钻出一片白云，穿过散散点点的黑烟，慢慢地移过天空。他听到了远处呜隆、呜隆的闷响，象是没有回音的雷声。他走到人行道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大街上，有个带白钢盔、白臂章的矮个子男人正生气地向他摆手。他又退进门洞，用望远镜找到了飞机：这是些黑色的飞机，比那架打伤他的飞机大，是另一种粗大的形状，但漆着同样的十字和A字图案，机身特别长，在望远镜彩虹般的框子里，看上去有点象小型飞行货车。电停了，娜塔丽借着烛光在门厅里的一面镜子前梳头。
“怎么回事？在轰炸吗？”
“在轰炸。它们不是往这边来，我看到飞机了。”
“算了，我想还是别回到澡盆里去好。”
咚咚的响声更大了。他们俩坐到沙发上，抽着香烟，你看我，我看你。
娜塔丽声音颤抖地说：“这可真象夏天的大雷雨冲着你来了。我以前可没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儿。”
远处传来的哨声越来越响，突然轰隆一声，把房子都震动了。不知什么地方玻璃震碎了，哗啦啦的一大片。姑娘尖叫一声，但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近处又是两声爆炸，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街上声音嘈杂，吵嚷声、尖叫声和砖墙倒塌的声音，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勃拉尼，咱们要不要跑到地下室去？”
“顶好坐着别动。”
“好吧。”
这是最厉害的了。后来又咚、咚地响了一阵，有的离得远，声音小点儿，有的比较近，但是不再使人从空气中、地板上和牙齿里都感觉到了。它们渐渐消逝。外头大街上，响起当当的钟声，石子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拜伦拉开窗帘，打开一扇窗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到街上两幢被炸起火的房子。人们围着炸散的瓦砾堆和着火的残屋转来转去。把一桶桶的水浇到熊熊的大火之中。娜塔丽站在他身旁，咬着嘴唇。“这些可恶的德国杂种。哎呀我的上帝，勃拉尼，你看，看！”人们开始把断了气的人从阵阵烟雾中抬出来。一个穿黑色胶皮上衣的男人，手里抱着一个两条胳膊向下耷拉着的孩子。“咱们不能帮帮忙吗？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一定会有志愿队的。娜塔丽，中立国人员可以参加护理、抢救、清扫。我会去打听的。”
“看这个我受不了。”她转身走开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光着脚没穿高跟鞋，矮了一二英寸，身子裹在一件太大的浴衣里，没擦粉的脸朝上仰着，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上去年轻了些，也没有往常那么倔强了。“离得那么近，很可能把咱们俩都炸死的。”
“下次再听到警报响的时候，咱们或许应该钻到地下室去，现在我们知道了。”
“都是我害你的。为了这我心里一直不安。你在柏林的父母亲一定都为你愁病了，而且——”
“我们家里都是海军，这些都司空见惯了。至于我自己，觉得挺好玩儿。”
“好玩儿？”她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真活见鬼！别说孩子话了。”
“娜塔丽，我从来还没有过这样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信我会给炸死。要命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拜伦，就在刚才这半小时里，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死在那儿了！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那些孩子吗？”
“我看见了。你瞧，我的意思是——”拜伦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说过他的意思是觉得挺好玩儿。
“这么说可真蠢，真麻木不仁。德国人才会说这种话。”她把浴衣裹了裹紧。“好玩儿！莱斯里觉得我神经有点儿怪，你才是真怪呢。”她对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就大步往浴室走去。
第12章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象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象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像都在九十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来象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象火星上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萨门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小办公室，次等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可是他们和他坐别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象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可是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失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象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象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象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呆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些咖啡。其他的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儿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个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
多的机会做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儿。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弗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象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泰迪·罗斯福总统①，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好笑。
①泰迪·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着一件金钮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里。弗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中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吃吃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业部长，哈利·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了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利，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既然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高出于权力之上①。”
①此话引自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哦嗬，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象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象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架小飞艇拖
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
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人画报》上，还登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象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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