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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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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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１４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

　　　　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

　　　　，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借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

　　　　，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１９２１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玎等１８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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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３３１

　　　　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

　　　　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

　　　　在１９２０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

　　　　１９２１年１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

　　　　，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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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式的革命。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造反气质，也是从青少年时代起，贯穿于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有理”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大的简化，但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可是这四个字只能限制在推翻旧世界这个意义上，过此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搞打砸抢，推翻党委闹革命，造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个教训我们应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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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

　　　　的错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３０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到１１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４００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１０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

　　　　，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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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一A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

　　　　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

　　　　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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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３１

　　　　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

　　　　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

　　　　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

　　　　，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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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

　　　　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

　　　　，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

　　　　（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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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３１

　　　　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

　　　　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

　　　　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

　　　　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

　　　　，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

　　　　的理论。

　　　　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

　　　　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

　　　　，“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

　　　　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

　　　　，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

　　　　，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

　　　　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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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

　　　　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

　　　　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

　　　　，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

　　　　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收入《毛选》时修改了）

　　　　，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

　　　　（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

　　　　，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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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